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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不端緣何頻繁出現于高校


      2014年03月08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生前留給國人的一個沉重而具有根本意義的關于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問題,又稱“錢學森之問”。這個問題,需要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需要多層面、多維度、多視角系統解決。愚以為,杰出人才的培養既需要科學的宏觀教育體制和微觀教學方法,也需要大學對社會發展需求的高度適應,還需要大學教師以杰出的學術研究來教育和影響學生。

      蔡元培早就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教師是學生心靈的導師、學識的風范、為人的楷模,他們的科學精神、學術道德、學術視野、學術能力對于培養一流的學生和創造性人才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只有寬廣的學術視野和高強的學術能力,但無良好的科學精神、學術道德和學術風氣,真正的學術活動是無法實現的,學術研究也“難成正果”,更遑論培養杰出人才。然而,近些年來,“一些學者急功近利,搞研究奉行‘速決戰’甚至‘閃電戰’,無心‘持久戰’;熱衷‘出場率’,遠離‘冷板凳’;作風漂浮,揠苗助長,甚至出現尋章摘句、造假抄襲現象。一些大學文化積淀、學術空氣淡化,‘官本位’傾向和‘行政化’趨勢在嚴重影響學術的發展。”這樣浮躁的學風與不誠實的學術怎能培養出杰出人才呢?難怪錢老經過冷靜觀察和分析之后提出了那樣一個十分尖銳而深刻的問題。2009年,教育部發出通知,要求對“抄襲、剽竊、侵吞他人學術成果;篡改他人學術成果;偽造或者篡改數據、文獻,捏造事實;偽造注釋;未參加創作,在他人學術成果上署名;未經他人許可,不當使用他人署名;其他學術不端行為”嚴肅處理,顯示了教育主管部門懲治學術不端行為的堅定決心。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公開征求意見稿)中,再次強調要“采取綜合措施,建立長效機制,形成良好學術道德和學術風氣,克服學術浮躁,查處學術不端行為。”那么,高校教師中學術不端行為何以頻頻出現,屢禁不止呢?

      一、異化的學術動機:“經濟人”超越“學術人”

      季羨林先生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高度和人們幸福生活的角度對學術的作用作了描述,他說,“人類社會不能無學術,無學術,則人類社會就不能前進,人類福利就不能提高;每個人都是想日子越過越好的,學術的作用就在于能幫助人達到這個目的。”基于學術的此種作用,學術研究的動機就應當是高遠、偉大而淳樸的,是為著實現人類社會的美好而進行的。對大學來說,學術研究的應然動機是創新學術成果,培養杰出人才,推動文明進步,促進社會發展,然而這種高尚而純潔的動機被現實中不少教師的功利性和工具性動機所取代,應然價值與實然狀態相距甚遠,用孫正聿先生的話說就是“學者偏離學術”。誠然,大學教師同時扮演著“學術人”與“經濟人”的雙重角色,滿足“學術人”和“經濟人”所需的各種物質與精神追求是大學教師的雙重使命,也符合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的基本精神。但是,這兩個砝碼在現實天平上卻失去平衡,“經濟人”的功利性追求超越了“學術人”的精神性追求,以致最后蛻變為“機會人”。其最為直接的現實就是,許多自律意識差的大學教師為應付職稱與考核所需或為獲得可觀的科研獎勵,竭盡所能,東拼西湊,到處掛名,以求在短期內取得規模效應,學術研究被異化為“學術生產”,厚積薄發的研究過程被異化為立竿見影的生產過程。

      善的動機產生善的結果,惡的動機則產生惡的結果。最近曝光并已經受到嚴肅處理的南方某高校兩名青年教師短短2年時間內在國際學術期刊《晶體學報》發表70篇論文,北方某高校某教師5年內在該刊物上發表論文竟多達279篇。以實證為要的自然科學尚且如此,社會科學短期高產“作家”更不在少數,背后其實就是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動機作祟,“經濟人”的角色地位超越于“學術人”的角色地位,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獻身的人在高校著實不是很多。而那些通過捷徑獲得職稱的教師一旦得手后就完全不愿再“創作”了,著書立說也就成為“好漢當年勇”,據筆者所在高校統計,2007和2008兩年中,無一篇論文和一項課題的教授占統計人數的一半左右,與評審前的積極狀態形成巨大的反差,從中也可看出學術研究動機嚴重異化的嚴峻現實。

      二、缺席的學術道德:自我約束讓位于自我沉淪

      康德曾經提出過“人為自己立法”的著名命題,講的就是要堅守道德自律。道德實質上是一種自律性規范,道德主體沒有對自身的嚴格自律就很難有道德的行為。學術活動說來崇高,但著實非常枯燥,這種抽象的思維活動需要較強的耐力和定力才能進行下去,達到某一種學術境界或修煉某一些學術成果非得這種踏踏實實、持之以恒的耐心不可。這種活動既是學術共同體的群體性活動,需要凝結集體的智慧,更主要的是學術個體的單一性活動,需要發揮“慎獨”的道德自律作用,如果定力不夠,很可能越過道德底線,出現層出不窮的學術不端行為。

      因此,科技部指出,“科技工作者從事科研活動,應當求真務實,不斷追求卓越與創新;應當誠實守信,實事求是而負責任地履行職責;應當秉持專業精神,嚴格執行相關的標準、規范和規定;應當做到公平和對他人的尊重,承認他人的成果和貢獻;應當嚴謹自律,對自己不熟悉的專業問題謹言慎行,并妥善處理科研活動中的利益沖突;應當恪守職責,在科研活動中自覺承擔對同行、對研究對象和對社會的責任。”這是對包括大學教師在內的科技工作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完成黨和政府交給的科學研究任務需要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擔當。

      但是改革開放30年以來,特別是近些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取得飛速發展的同時也被人們自覺不自覺地把重功利、講實惠的市場規則推廣到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阻擋地滲透至學術研究領域,功利浮躁的不良學術風氣在大學校園逐漸蔓延開來,一些人格不健全、缺乏自律的教師在價值取向上向自由主義、拜金主義、功利主義、實用理性傾斜,而且隨著各方面競爭的加劇,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在學術研究上走向了投機取巧、弄虛作假的機會主義道路。在學術道德和切身利益面前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見利忘義,為了功名利祿不擇手段,甚至不惜出賣自己的人格尊嚴,自我約束讓位于自我沉淪,甚至逐步滑向學術腐敗甚至違法犯罪的泥潭,淪為學術不端的始作俑者。

      三、偏離的學術制度:數量先行于質量

      “學術制度就是社會或學術共同體,為保障知識創新,為人類提供知識增量目標的實現而確立的系統的、用以規約和導引學術人學術活動的行為準則與規范。”具有強制性與權威性、公共性與普遍性、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長期性和確定性的基本特征和約束、激勵與導向的基本功能,這也形成了學術制度的應然價值。因此,制度是神圣嚴肅的,也是具有德性的,不合理不科學的學術制度難于確保學術活動的純潔和公正。在學術制度中,與教師最為密切的就是學術評價,學術離不開評價,而任何評價活動都離不開評價指標,在評價對象、評價主體、評價程序等其他因素一定的情況下,評價結果科學與否直接受到評價指標的制約。

      然而,現行的學術評價往往把復雜的學術問題簡單化,把抽象的思維活動數量化,無論是課題申報還是職稱評定,在衡量學術成績時都過分強調量化硬性考核,動輒要求公開發表多少論文,完成多少項課題,不完成就迫使教師“下課”,這樣對量化的作用和功能估計過高的要求對于教師來說近乎苛刻,也幾乎完全忽視了學術研究的復雜嚴謹、厚積薄發、循序漸進的客觀規律性,最終導致兩個極端:一個極端是極少數人承受不起壓力,走向了輕生之路,如2009年9月17日凌晨2時,32歲的海歸博士涂序新從某大學綜合樓墜樓自殺,這距他到該校工作不到三個月。他選擇以這種方式結束自己的年輕生命,固然有其心理脆弱的因素,但他在遺書中所稱的“國內學術圈的現實:殘酷、無信、無情”,似乎已經說明他最后的學術信仰的斷裂,或許,這是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另一個極端評價活動中形式主義猖獗。為拯救“學術生命”和教師生涯,完成繁重的學術任務,不少教師采取剪刀加漿糊的方法大肆進行“學術創作”,粗制濫造,在較大程度上忽視了質量的重要性,這與著名數學家威爾斯證明費爾瑪大定理形成鮮明對照。為攻克存在時間達350年的數學難題,威爾斯耐得住寂寞,以驚人的冷靜,七年未發一篇論文,在當今我們過分推崇量化的評價體制下,恐怕威爾斯連講師都評不上,甚至還有“下崗”的危險,但費爾瑪大定理可以超過幾十篇乃至上百篇一般創新不大的科研論文。

      這種數量先行于質量的學術評價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創新思維的火花四濺,也限制了創新人才的脫穎而出,許多大學教師都被壓抑在這種量的規定性之下,疲于應付,完全失去了學術的樂趣和學人的尊嚴,更何談創新呢?“真正偉大的學術發現往往是需要寶貴的靈感、自由的思想去求索的,學術研究恰恰是不能被硬性要求的。以論文發表與否和發表多少為硬性指標,只能歪曲學術研究的本質意義。”

      當然,目前我國的學術評價制度并不是完全放棄了質量標準,而是在積極尋找數量與質量并重的評價體系,但在追尋這個目標的過程中又走向了一個極端,就是以某一種標準為標準。CSSCI作為用于檢索中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文獻被引用情況的文獻信息查詢系統,在有關部門的推行與引導下成為各高校對教師與學生進行學術評價的權威標準,所以許多高校紛紛以在CSSCI期刊上發表論文的數量作為質量標準來考核教師學術水平。這種現狀與CSSCI指導委員會的初衷是相背離的,倡議“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和需要恰當地使用CSSCI,在參照是否被CSSCI來源期刊收錄、被引次數多少的同時,還應積極完善同行定性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的評價方法,力戒簡單以CSSCI數據作為評價指標;高校科研管理部門要積極探索建立多元化評價體系和標準,大力推行代表作制,力戒簡單依據CSSCI數據對教師進行科研成果評價或周期性的工作量考核。”

      四、失靈的學術監管:法治旁落于人治

      學術研究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活動,它是學術共同體在社會規范的調控下所進行的社會性活動。學術研究的繁榮既需要學術主體的誠實守信與開拓創新,也需要社會監督機制的有效跟進;學術生態的凈化既需要內在的道德主體的自我約束,也需要外在的社會媒介的監督和管理。我國正處于由傳統社會向法治社會的轉型時期,人們的法制觀念和維權意識也處在一個逐漸發展的過程之中,維護學術誠信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致使一些自律意識差的教師甚至名人、博導、教授能夠鉆法律和制度的空子,屢屢出現抄襲、剽竊等學術不端事件。

      盡管我國教育主管部門和科研管理機構對學術規范提出了明確要求,許多高校也作出了具體規定,在《知識產權法》、《著作權法》、《專利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中對學術研究也有過一些規定,《刑法》還專門設立了“假冒專利罪”、“侵犯著作權罪”等罪名,如果觸犯了這些罪名,就可以被判處三年至七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往往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或不按制度辦事的現象,真正受到法律懲處或制度處理的學術不端者還是少數,許多制度和法律形同虛設,法治旁落于人治,制度的權威旁落于長官的意志。而且,對于隱形的學術不端及其處理也缺乏明確的規定,法律不明確、制度不具體,依據不清晰,因此也出現無意與故意、一眼睜一眼閉的灰色視域,學術不端行為屢禁不止,層出不窮。

      同時,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高度捆綁,學術主體與權力主體高度結合,大學的許多教授既是學術活動的組織者與管理者,還是學術活動的參與者與受益者,這種即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獨特身份為他們帶來了直接的學術利益、經濟利益和行政利益,因此,監管對他們來說形同虛設,一旦有風吹草動,他們自然首先要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時,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高度捆綁甚至壟斷又使得那些想從事學術研究的教師在項目申報、成果評獎、科研經費、論文發表等方面舉步維艱,極大地挫傷了積極性,各個環節的潛規則又使得普通教師望而卻步,有關部門在這方面的監管是不力的。

      五、功利的學術載體:經濟效益博弈社會效益

      馬克思主義認為,內因是事物變化的根據,外因是事物變化的條件。任何事物的發展既有內在的矛盾決定,又有外在的環境推動,在學術研究方面亦是如此。之所以出現學術不端行為,部分學術刊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是廣大教師“學人人格”發展的強烈需求,也是他們晉升職稱的現實需要。應該說,絕大多數學術刊物學術態度嚴肅,學術作風嚴謹,專家治刊,學者辦刊,能合情合理合序合法地滿足廣大教師的這些需求,也為推動學術研究和科學創新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市場經濟強大利益的推動下,也不排除一些不負責任的“學術刊物”恰好利用了教師的這種需求,不堅持學術標準和學術公正,不以學術質量和創新水平,而以關系親疏、出價高低來決定論著或成果是否發表或出版與否,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博弈的結果是經濟掛帥使得學術期刊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被沖刷得一干二凈。

      當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我們并不完全反對學術刊物適當收取版面費以彌補辦刊經費的不足,但決不能以贏利為目的,不能讓學術良心蒙羞,不能顛覆社會效益優先于經濟效益的基本原則。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原本堅守社會效益優先的學術刊物也很可能會出現一些不道德的行為,很可能滋生出一大批學術蛀蟲。

      由于一些學術刊物打著繁榮學術的幌子而以斂財為目的,大肆收取昂貴的版面費,再加上高校對論文數量的過分追求,民間便出現了一批專營論文代理發表的中介甚至寫手,衍生出一個新興的“學術”經濟共同體,甚至非法學術期刊也大行其道。武漢大學沈陽副教授的研究數據顯示:中國現有9000余種期刊,論文年發表量248萬篇;而每年有論文發表需求的人員超過1180萬人。需求相比為1∶4.76。就是說,接近5篇論文才能擠上1個合法的發表版位。上千萬龐大的人群,迫于畢業、評職稱期限臨近,只能求助于論文買賣市場和非法學術期刊。花錢就能買到論文,花錢就能發表論文,這是何等荒謬的事實。而這樣的事實又使許多教師陷入愛恨交加的復雜情感中,更為可怕的是極有可能顛覆求實、求真、求新、求變的學術精神,在基本的學術精神空場的條件下,出現學術不端現象又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呢?

      六、失范的學術教育:學問不光是做出來的也是教出來的

      蔡元培先生于1918年在《開學式演說詞》中說:“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學者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季羨林先生也說,“學術是老老實實的東西,不能摻半點假。通過個人努力或集體努力,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得出的結果必然是實事求是的。這樣做,就算是有學術良心。剽竊別人的成果,或者為了沽名釣譽創造新學說或新學派而篡改研究真相,偽造研究數據,這是地地道道的學術騙子。”因此,學者要有學者的風骨,教師要有教師的風范,良好的學問人格與學術良心等精神品質是做好學問的重要前提。但是,一個真正的學者不光需要具備這種精神品質,而且需要接受良好的學術訓練和學術教育,這是他能否成為學者的基礎條件。而目前出現的學術不端現象與嚴格的學術教育與訓練的缺失密切相關。

      孫正聿先生在談到當前學風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時一針見血地指出,“許多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尚缺乏正規的、系統的、嚴格的學術訓練,尚不具備從事學術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概念系統、背景知識、研究方法以及學術的自我意識,尚未實現對‘學術’和‘學問’的認同。在這種背景下,學術規范‘化’為學術工作者的自覺意識,顯然是一項艱巨的歷史任務。”[17]這些人其實就包括我們的大學教師,他們中的新生代產生于高等教育大眾化改革的大背景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去精英化的大趨勢,連續擴招帶來的不光是學生就業壓力,也使得人才培養培養質量出現下降趨勢,創新人才的脫穎而出著實成為一個緊要問題。

      第一,為了應對嚴峻的就業壓力,大學比較注重對大學生的專業技能訓練和就業技巧培訓,但對于系統的學科教育、科學的研究方法、學術的道德規范以及專門的學術訓練等問題重視不夠,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不知怎么做學問,致使剛出校門就走上教育崗位的青年教師出現學術不端行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第二,2006年7月,教育部發布《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發展報告(2005~2006)》,稱56.9%的碩士生導師和47.8%的博士生導師認為研究生質量在下降。這既有生源自身的問題,也有導師培養不力的原因。近些年,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招收人數一直處于遞增的進程中,研究生擴招使得導師指導的學生過多,加上他們社會兼職過多,行政工作繁忙,難于集中精力對學生的學術研究進行真正的指導,導致研究生培養質量下降。他們中的許多人畢業后直接進入高校從事教育或研究工作,產生學術不端行為也就成為不可避免之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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