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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遏制學術造假,要勇氣更要智慧


      2014年03月14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西安交大三位老教授近日因涉嫌“侵犯名譽權”被告上法庭。西安交大六位教授在獲悉該校束鵬程教授、長江學者李連生教授涉嫌學術造假后,聯名向校方提交評議意見,列舉造假事實,李連生因此被免去相關職務。不久,舉報者中的三位退休教授被李連生和束鵬程以“侵犯名譽權”被告上法庭。

      “造假者”狀告“揭假者”吸引了人們的目光,也讓近年來此起彼伏的“學術造假”現象再次成為焦點。

      本該是一片凈土的學術領域,為何學術造假屢屢發生?根除學術造假的良方到底何在?被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

      “學術造假”,在過去還是一個陌生的詞匯,甚至是難以接受的概念,現在似乎變得那么“順理成章”地被廣泛接受。只要在搜索網站上輸入“學術造假”,就會發現多得令人咋舌的鏈接。據筆者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被媒體曝光的學術“造假門”事件就達十來起:

      1月,由浙江大學藥學院院長李連達院士署名發表的多篇論文被指涉嫌造假,一稿多投,最后浙大出面澄清“是其學生所為”;

      2月,有網友指出云南中醫學院院長李慶生論文抄襲、一稿多投,李慶生主動申請對自己的相關論文進行鑒定,結果為“過度引用不當”;

      3月,浙江大學副教授賀海波被指發表于海外頂級醫學期刊上的中國論文涉嫌造假,被撤銷副教授職務和任職資格;

      東北地理所等單位六名教授聯名投訴一工程院院士劉興士“抄襲剽竊”;

      4月,上海大學教授、博導陳湛勻因兩篇論文存在抄襲現象被通報,被學校免除學術委員會委員職務,并撤銷了國際工商與管理學院副院長一職;

      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血液病專家陸道培開發布會指認弟子、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黃曉軍,存在剽竊、造假等嚴重學術不端行為;

      5月,東北財經大學2007年某篇碩士學位論文,與南京財經大學2006年一篇碩士學位論文驚人相似,兩篇論文整體框架完全一樣,除了把地點“江蘇”兩字替換成“山東”,被網友稱為“史上最牛碩士論文抄襲事件”;

      6月,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在核心期刊發表的《何謂“理論”?》一文被爆涉嫌抄襲。隨后遼寧大學校方表示,該論文第一署名人陸杰榮對此事并不知情,第二署名人、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外國哲學專業2006級在讀博士生楊倫承認是自己抄襲,然后才拿給之前的老師陸杰榮署名;

      廣州中醫藥大學校長徐志偉被舉報其博士學位論文抄襲。其博士學位論文竟然在沒有標明引用的情況下,將早一年畢業的敖海清博士的學位論文原文大段大段、甚至一連數頁黏貼過來,直接把這些論述、分析和數據作為自己的博士學位論文內容,雷同文字數高達40%以上;

      有網友發表博文稱,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賈士秋在2006年正教授職稱評定中所提交的學術著作有造假嫌疑,鄭州大學調查后,認為屬實,免去其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職務,解除教授聘任;

      7月又發生兩起造假“涉嫌”事件,尚在查證中:一起是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清史所教授成崇德,被舉報涉嫌學術造假;另一起是西安交大六位教授舉報該校束鵬程教授、長江學者李連生教授學術造假。

      但是,這些在知名打假人士、旅美學者方舟子看來只是“冰山一角”,其主持的網站“新語絲”每年要揭露100起左右,“學術造假在國內是普遍現象,媒體做了報道的也只是網上揭露出來的事件中的一小部分。”

      一組權威機構發布的調查數據可能更能說明問題。7月10日中國科協發布的“全國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報告稱,分別有43.4%、45.2%和42.0%的科技工作者認為當前“抄襲剽竊”、“弄虛作假”和“一稿多發”現象相當或比較嚴重,認為“侵占他人成果”現象相當或比較普遍的比例更高達51.2%,55.5%科技工作者表示確切知道自己周圍的研究者有過至少一種學術不端行為。學術造假為何屢屢發生?

      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學術造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學術量化考核”,即以學術論文在何種刊物發表或者發表了多少篇(部)作為職稱評定和職務升遷的考核標準,而不以學術含金量作為衡量指標。

      著名歷史學家、華中師大老校長章開沅教授在不久前的一次講座中指出,現在教師評職稱、本科生保送研究生、碩士生和博士生畢業,都必須公開發表多少篇論文。這種量化的評審制度和評價標準是導致學術造假的根源之一。

      從廈門大學退休的易中天把大學比作“養雞場”:“現在的大學采取量化管理,規定老師們從講師升為副教授,要發多少篇論文,從副教授升為教授,又要發多少論文。在這樣的制度下,大學里的老師變成了母雞,根本沒有心思好好做學問、好好帶學生,光忙著生蛋發論文了。”上海某高校的一位年輕教師告訴筆者,有時候造假也純屬無奈之舉,因為現在的大學教師面臨的考評壓力越來越大,而且考核內容全部被量化。一名大學老師,從一年中發表論文的篇數、獲得各級各類獎項的多少、科研到款的數目、發明專利的有無,都有數量標準。“比如,我們學校規定,講師學時要夠40個,爭取項目申報的科研到款要50萬元。我今年打算申請副教授,要求我必須出版一本二十萬字的著作。”“備課、搞科研、寫論文,還要負責學生實習,壓力非常大,為了能夠考評合格,只能追求所要求的數量,放棄做學問的精益求精。”

      另一方面,學術機構、期刊單位、造假者單位對學術造假行為的縱容和包庇,也成為學術造假的一個重要原因。

      倫理學研究的權威學者甘紹平曾經這樣總結道:“學者基于本身利益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量,一般不愿揭發造假事件,不愿意少一個朋友多一堵墻。發了假稿的刊物也不愿自我揭丑糾錯,怕影響自己的聲譽。造假者單位更是以治病救人為出發點和著眼點,不愿對肇事者嚴厲懲處。受害人不揭、當事刊物不理、責任單位不管等多種因素的‘完美組合’,自然就造成造假成本極低的局面。”

      筆者在采訪中也實際接觸到幾個縱容學術造假事例:

      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向媒體透露,最近中國一所非常著名的政法大學學術委員會在針對一起具體的學術造假行為進行投票表決時,結果居然是5∶5。也就是說,有一半的學術委員會成員對學術造假投了“贊成票”。

      “現在,無論是走進大學校園,或者上網搜索,代寫論文、代發論文的廣告到處都是。”一位在校研究生介紹,根據你要刊登的期刊的等級,從幾百到幾千元都有。

      復旦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一位教授告訴筆者,自己曾經發現北京某著名高校一篇教授論文80%抄襲國外《Nature》期刊,他與該校這位教授所在學院院長相熟,于是就致電告訴對方這樣的情況,但據他了解,該校學院方面對此事沒有進行任何處理。

      同時,舉報學術造假可能還會給舉報者帶來麻煩。如去年,中國政法大學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抄襲門”事件中,商學院的楊帆教授在舉報同事金仁淑教授的專著抄襲他人學術成果之后,兩人竟被校方同時作出“停職檢查、聽候處理”的決定。

      根除“造假門”良方何在?

      專家認為,根除學術造假,首先要從建立完善制度入手,對學術造假進行有效監管。但是我國至今沒有建立全國性的學術打假機構,對政府資助項目的質量和真偽也缺乏有效檢驗。作為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的葛劍雄教授表示,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風建設委員會沒有被授權可以對學術造假行為進行調查,面對學術造假只能倡導和呼吁一下。據悉,科技部在兩年半以前就頒布了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條例,成立了專門的辦公室,但至今也沒有處理過一起造假事件。現在,對造假事件多是學校單獨處理,有的院校、科研機構態度曖昧模糊,甚至姑息遷就———正是學術造假監管制度上的缺位造成近年來“造假事件揭露得轟轟烈烈,但是處理起來卻輕描淡寫”。日前正在審理的西安交大三位老教授被告“侵犯名譽權”案也遇到了學術造假監管制度缺位的尷尬。庭審中,由于涉及到非常專業的學術問題,法官困惑地表示:是否學術造假,究竟該由誰來認定?

      專家建議,可以借鑒美國監管經驗。學術不端行為在美國一經發現,造假者輕則數年不得申請國家科研資金,重則身敗名裂,永遠被阻隔于學術圈之外。美國在公眾與衛生服務部下設立了“研究誠信辦公室”,對政府資助項目真實性進行調查。每一年不斷地公布抄襲者和學術不端者的處罰結果,用這種公開透明的處罰去鉗制學術不端的行為。所以美國教授在學術圈子里,如果名譽有了污點,對將來的為人師表和再找工作都是一個極大的影響。最后其鐵腕政策是終止雇傭,如果老師、學者出現了這種污點,那沒有學校會去雇傭他們。

      其次,根除學術造假還要改變現在高校的“學術量化考核”。

      這幾年,中國的學術論文在世界上數量是增加不少,質量卻并無明顯提高。據《工程索引》(Ei)數據庫去年底公布的統計顯示,2007年我國科技人員發表的期刊論文為7.82萬篇,占世界論文總數的19.6%,居世界第一。但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和大學科研競爭力不相稱。由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世界一流大學及學科競爭力評價”課題組發布的2007年《世界大學科研競爭力排行榜》,前100名沒有一所中國內地的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進入前200名,但是也僅僅排在第192位和第196位。葛劍雄指出:“考評學術的數據可以有很多,比如引用次數,而我國只求‘量’的學術論文有很多是從沒被引用過的。我們最需要的是建立更為合理的學術評估機制。”

      對根除學術造假,教育部部長周濟曾經有過總結,要“借助道德的力量,使之不愿違背學術道德;借助制度的力量,使之不能違背學術道德;借助社會力量,使之不敢違背學術道德”。但是現在看來,道德力量無從借助,社會力量只能停留在“揭露”層面,制度力量沒有完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所以,根除學術造假之路還很漫長,不但需要有關部門拿出足夠的決心和勇氣,更要發揮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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