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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制度,匡正學術不端


      2014年03月20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最近,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在北京舉行了第三次工作會議,通過了《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術不端行為處理的意見》、《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手冊》等規范性文件。這是教育行政部門為治理學術不端出臺的又一個重大舉措。

      毫無疑問,近年來接連發生的學術不端事件乃至學術腐敗丑聞,已嚴重影響我國學術界的形象和尊嚴。王寧,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我國知名的語言學家,同時兼任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由于工作原因,她對此有著非同一般學人所能體會的感受。當談及課題調研過程中了解到的學術不端事件,這位女教授竟然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語速快了很多。

      “有些事情是聞所未聞,荒唐到簡直沒辦法讓人相信。”王寧舉例說,天津某高校一位老師在評教授時,提供的學術成果是一本論文集,共收錄了26篇文章,可后來發現,這些文章中沒一篇是他自己的,其中有22篇是跟原作者打招呼“借”來的,還有兩篇跟原作者沒有,任何“溝通”,這才導致事情敗露被揭發。

      2007年,教育部設立了關于“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研究”的專項課題,王寧教授任課題組負責人。課題組歷時兩年,多次深入高校開展專題調研,收集了很多有關學風方面的第一手素材。2009年7月,作為課題組的主要成果之一,由王寧教授組織編寫的《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指南》正式出版。這是繼2004年教育部出臺《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之后,又一關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學術規范建設的重要成果。

      對學術不端“零容忍”

      據權威人士透露,教育部早在2004年就在杭州召開了一次學風建設研討會,當時是面向全國“海選”大會發言稿,沒想到反響異常熱烈,在數量可觀的作者隊伍中,不僅包括全國重點高校的學者,而且有很多是來自非重點高校的學者。學界普遍存在的學風問題,在這次大會上得到了充分反映。也正是基于此,教育部在當年專門成立了一個學風建設委員會,由31位委員組成。袁振國,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任此職之前,作為教育部社會科學司副司長,曾參與推動了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的成立。對于學術不道德的表現,袁振國認為可分為三個層次:學術失范、學術不端和學術腐敗。具體而言,學術失范是不知而犯,比如對第二手資料不進行核對,對數據處理不嚴謹,前后存在明顯矛盾;學術不端是明知故犯,譬如論文一稿多投、剽竊他人成果等;學術腐敗則是利用行政權力或學術權力謀取個人名利。

      通過分析現實中的大量案例,中國國情研究會調研員董協良甚至歸納出學術不端的“七宗罪”:

      一是申請過程中通過非正常渠道獲得科研經費;二是科研產出與獲得的經費之間嚴重失衡;三是不正確的科研業績觀;四是部分科研經費挪作他用;五是抄襲他人研究成果;六是研究過程中數據造假;七是學術論文一稿多投。

      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葛劍雄認為,學術腐敗的極端表現,就是利用權力或金錢非法獲得學術地位或成果,這就是學術的權力化和商品化。學術成果或地位,如果過多地與資源、項目、經費掛鉤,實際就成了商品,而科研經費本來就屬“稀缺資源”,自然就會催生各種有損學術道德的事情。

      學術不端的形式和程度,盡管還可能不斷發生變化,可教育部的態度卻是鮮明一致的:在正視問題的同時,力圖從制度上解決長在學術肌體上的這個“毒瘤”。

      2009年7月,教育部部長周濟在召開的學風建設座談會上態度鮮明,學術不端已成為一個“突出問題”,要像體育界反興奮劑一樣,對學術不端行為實行“零容忍”釉“一票否決”。“無論涉及什么人、什么事,都要態度堅決、一查到底,做到不護短、不姑息、不手軟。”與此同時,要以“最堅定的決心,最快速的行動,最果斷的措施,盡快將教育、制度、監督相結合的懲防學術不端行為的工作體系建立起來”。

      “經過這幾年的治理,我國出現的學術不端現象有所遏制,但是,一些惡性案件還是屢禁不止,這已成一個社會問題,不僅僅是學界問題。”王寧對記者表示,這個問題短期內不可能得到根本解決,但可以抑制。

      調查表明,75%以上的部屬高校目前已設有學風建設專門機構,初步建立了全國高校學風建設工作網絡。除了高校這個主陣地,一些科研機構也在對學術不端采取切實行動。例如,中國科協今年發布了《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范》,對學術不端行為的界定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并明確了學術不端行為的監督處理原則和程序。

      “學術評價過度癥”的三個特點

      我國學術失范、不端乃至學術腐敗的事件不斷出現,有著復雜的、多方面的、深層次的原因。身為教育部學風建設委員會委員的葛劍雄認為,學術腐敗看似個人道德問題,實際上是體制問題。舉個例子,相當一部分科研經費是以各種名目的提成、津貼、勞務費進入個人錢袋的,但另一方面,科研人員在津貼之外的基本工資并不高。于是科研經費往往成了某些學者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徑。

      此外,一些學者把導致學術不端滋生蔓延的原因指向了法律層面。“法律的局限放縱了學術不端之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教授認為,當前我國法律對學術不端的懲治力度非常小,按照現行法律條款,如果被抄襲人本人不起訴的話,抄襲人就不用負法律責任。于是,出現了學術不端行為在網上曝光熱鬧,而法院訴訟冷清的現狀。

      不過綜合各種分析,學術評價制度的不合理,已被認為是導致學術不端最直接的原因之一,這一點已基本取得共識。王寧甚至認為,一些不合理的學術評價制度,很可能是“逼著一些學人去犯學術不端的錯誤”。

      在這方面,長期在高校工作、的湖南理工學院中文系教授余三定有著切身的感受。“我們長年累月被各種評估、檢查、評比、評價、評獎、申報、統計所支配、左右,搞得應接不暇,自主性、主動性越來越少,真正用于做學術研究的時間和精力也越來越少。”余三定把這種現象概括為“學術評價過度癥”。

      余三定認為,從目前來看,“學術評價過度癥”主要表現出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過分量化。在學術評價中,適當進行量化是有意義的,現在的問題是量化有時走向了極端,給人的感覺是:評價就是量化,量化就是評價;學術水平就是數字,數字就是學術水平。

      二是時間周期上過分短暫。如對剛發表的文章和剛出版的著作就進行評價,每個高校教師都有年度學術考核,各種“人才計劃”都有年度檢查,各種項目、基地、中心、工程都有年度評估,等等。這是學術評價上的急功近利所致,其作用是導致人們更加急功近利。

      三是量化指標體系主觀化、行政化。指標體系的設計往往不是著眼于尊重學術自身的特質和特點,而主要是考慮評價者操作的方便。如過分求全,一位學者晉升高級技術職稱,既有論文、著作要求,又有立項課題、獲獎成果要求;在教授中定級別也是這樣。

      “在‘學術評價過度癥’的高壓、逼迫之下,學術研究往往被異化成主要是為了迎合評價體系、追求評價指標的行政行為,評價不但成為了學術研究的指揮棒、導航燈,而且成為了學術研究的出發點和終極目的,學術研究的神圣性和學者獻身學術的崇高性被消解。”余三定認為,這帶來的后果很可能是各項指標、數據不斷飆升,而真正的學術研究則受到傷害。

      然而,如何讓“學術評價”既科學又有效,學者們似乎還缺乏好的建設性方案。這不免有些尷尬。學術規范應從“知”到“行”針對學術界不斷滋生的學術不端事件,王寧特別指出,有很多學術失范是由于作者不懂學術規范造成的,并非故意,這里有歷史的原因。王寧解釋說,學術規范是學術成為一種職業之后才

      產生的。我國是一個重視師承的古國,在文科領域,一部典籍往往需要好幾代人傳承,有些沒有作者,有些最后署名落到集大成的人或比較知名的人身上,其實是一部集體創作,大家也都習以為常,不太重視知識產權。現代學術發展后,我們又沒有十分重視這方面的教育,所以很多年輕人不明白其中的利害。為此,她舉了一個例子:很多研究生把老師在課堂上講授的內容,放在自己的論文里不加注釋,認為這理所當然,事實上這是不允許的。對于這種現象,王寧在其主編的《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指南》中進行了特別的“學術規范”。

      但是,通過考察當代學術史,余三定卻從另一個角度作出了分析。

      余三定認為,我國新時期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就整個學術界來說,并不太關注學術規范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少數先覺者率先倡導。第二階段,從90年代中期到新舊世紀之交,不少學者在激烈批評學術腐敗行為的同時,呼吁建立學術規范,不過重點仍停留于“批評”。第三階段,從新世紀初至今,在繼續批評學術腐敗的同時,著重點逐漸轉到了學術規范的具體“建設”上,其標志就是2004年前后圍繞學術規范建設出現的一系列成果。

      “我過去也認為學術不端事件增多,與我國學界長期不太重視學術規范建設有很大的關系。可我現在認為,這只是一個很次要的原因。”余三定旗幟鮮明地表示。在他看來,學術規范是很簡單、很容易掌握的常識,并不需要過分重視。而且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以前以及整個近現代史上的學術大師乃至學術界,都能很好地遵守學術規范,學術不端行為很少發生,而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學術界越來越重視學術規范建設,學術規范意識一直在不斷加強,可與此同時,學術不端事件不但未見減少,反而越來越多。

      “今后的主要任務,是學術規范由‘知’到‘行’的全面落實。”余三定強調,只是這個從“知”到“行”的全面落實,可能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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