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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學術不端”行為表征探微


      2014年03月21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當前,以抄襲、剽竊為代表的學術不端行為在包括一些名校在內的高校中頻頻出現,嚴重地干擾了學術活動的良性開展,稀釋了學術研究的價值,沖擊著學術界的精神操守。如被認為是當代美國科學史上規模最大的學術造假丑聞之一而震驚科技界的“舍恩事件”,被稱為“美國科學史上最令人傷心的悲劇”的巴爾的摩事件,韓國的著名科學家黃禹錫“干細胞造假事件”,再如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漢芯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陳進“漢芯造假事件”,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王銘銘教授剽竊事件”等等。

      重塑學術道德,端正學術態度,凈化學術風氣,規治學術不端行為,成為每一個學術良心堅守者的強烈愿望,也成為近年來整個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可喜的是,近年來防范和規治高校學術不端行為的合力正在逐步形成,各種規章制度也在進一步構建和完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教育部于2009年3月19日發出的《關于嚴肅處理高等學校學術不端行為的通知》。該通知明文列舉了七種典型的高校學術不端行為,從而在學術不端行為的認定標準上提供了相當的依據。一些高校為凈化學術風氣,提高學術水平和質量,也在做著一些制度上的努力或嘗試,相繼出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規范性文件,如《清華大學關于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暫行辦法(試行)》、《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及違規處理辦法》、《北京大學研究生/教師學術道德規范》等。然而,對于“學術不端”行為,教育部雖已明文作了界定,列舉了七種學術不端行為。但是,對于如何認定一種行為是否可以被囊括進所列舉的七種學術不端行為之中,缺乏明確的認定標準和實施細則,而是否還有其他種類的學術不端行為沒有被列舉,也未可知。科學界定學術不端行為,是構建治理和防范學術不端行為體系的先決條件。本文研究的核心即是高校境域下的學術不端行為表征,以期拋磚引玉,為科學界定學術不端行為,提供方法論上的素材依據。

      一、高校“學術不端”行為表現形式的比較分析

      本文之所以選擇將“學術不端”行為表征的研究,限定在高校境域下,原因在于高校擔負著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的重任,而學術研究是高校擔當這一重任的重要載體。然而,近年來作為高級知識分子和學術論文、科研成果集聚區的高校,學術造假、抄襲、剽竊之風盛行,已經成為學術不端行為的多發地、重災區。高校的“學術不端”行為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對于高校“學術不端”行為的研究,也更具有一般性價值。

      (一)國外研究概況

      1、美國對于學術不端行為的研究

      美國對于學術不端行為的研究肇端于20世紀80年代由威廉·布羅德和尼古拉斯·韋德撰寫的《背叛真理的人們》一書。該書首次結合科學史上的公案及新近發生的案例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了分析。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1989年8月8日美國公共衛生局頒布了第一個正式的關于學術不端行為的定義,首次提到了“不端行為或科學不端為是指在建議、進行或報告研究時發生的捏造、篡改、剽竊行為。”1992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專門小組在提交關于科學術不端為的定義建議時,又對“捏造、篡改、剽竊”這三種行為作了具體的解釋。2000年12月6日美國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正式頒布了一個對學術不端行為的主觀意圖界定的定義,他們認為“研究不端行為是指在建議、進行或評議研究,或在報告研究結果時發生的捏造、篡改或剽竊行為。”

      對于“學術不端”行為認定的研究,即使像美國這樣起步較早、研究較系統的國家,也是在不斷修正與探索的基礎上,才逐漸形成了對“捏造、篡改和剽竊”(FFP)等“研究不端行為”認定、調查與處罰的官方“一攬子”解決方案。

      2、其他各國對于學術不端行為的研究

      德國馬普學會于1997年通過、2000年修訂的《關于處理涉嫌學術不端行為的規定》中列出了“被視為學術不端行為方式的目錄”,指出,“如果在重大的科研領域內有意或因大意做出了錯誤的陳述、損害了他人的著作權或者以其他某種方式妨礙他人研究活動,即可認定為學術不端。”

      瑞典關于學術不端的定義是:“有意捏造數據來修改研究進程的行為;剽竊其他研究者的原稿、申請書、出版物、數據、正文、猜想假說、方法等行為;用以上方法之外的方法修改研究進程的行為。”澳大利亞國家健康與藥品研究所和校長委員會1997年5月聯合發表的《關于科研行為的聯合聲明和規范》認為學術不端行為:“指虛構、偽造、剽竊或其他有關的行為。這些行為從根本上偏離了科學界一致公認的科研項目的申請、實施和發表的準則。”

      (二)國內研究現狀

      而目前國內對于高校“學術不端”行為的認知,尚處于起步階段,或因循概念內涵與外延的程式加以論證,或是依據“學術不端”行為的表征,在不斷修正與探索的基礎上對其加以列明。因認知主體的不同,判斷標準和認定細則也不盡相同。具有普遍依據意義的認定標準是教育部規定的高校“學術不端”行為的表現形式和中國科協對學術不端的界定。

      1、教育部規定的高校“學術不端”行為的表現形式

      2009年3月19日,教育部發布了《關于嚴肅處理高等學校學術不端行為的通知》。《通知》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了具體界定,包括:(一)抄襲、剽竊、侵吞他人學術成果;(二)篡改他人學術成果;(三)偽造或者篡改數據、文獻,捏造事實;(四)偽造注釋;(五)未參加創作,在他人學術成果上署名;(六)未經他人許可,不當使用他人署名;(七)其他學術不端行為。

      2、中國科協對學術不端的界定

      中國科協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匯報中,通過調查,對學術不端歸納了七大行為,并做了具體闡述。

      (1)抄襲剽竊他人成果

      在論文、研究報告、著作等科研成果中抄襲剽竊他人的實驗數據、圖表分析甚至大段的文字描述。這種現象存在于少數科技人員特別是少數碩士生、博士生和剛參加工作的青年學者中。

      (2)偽造篡改實驗數據

      在實驗數據、圖表分析中,隨意編造數據或有選擇性地采用數據證明自己的論點,這比抄襲剽竊他人成果造成的影響和后果更惡劣。

      (3)隨意侵占他人科研成果

      利用職權在自己并無貢獻的論文,或成果上署名,把他人科研成果據為己有;將通過會議、評審等過程獲得的特殊信息和思想隨意傳播;在論文被錄用或成果獲獎后任意修改作者排序和著作權單位;為論文順利發表或成果獲獎私自署上知名科學家名字;為完成科研任務或求得職稱晉升,無關的同事、同學、親友間相互掛名。

      (4)重復發表論文

      論文一稿兩投甚至一稿多投;將同一刊物已發表的文章原封不動或改頭換面后重新投到另一刊物;將國外刊物以外文形式發表的論文以中文作為原創性論文在國內發表而不注明。

      (5)學術論文質量降低和育人不負責任

      部分學者為提高論文數量,將可用一篇完整論文發表的科研成果分為多篇投稿,降低了論文質量并破壞了研究工作的系統性、完整性;論文發表中引用文獻注釋不明確;部分教授為完成科研任務招收幾十名甚至上百名研究生為自己工作、掛名發表大量論文,而無法全面有效教育培養研究生,使研究生素質大面積滑坡。這些情況造成科研資源包括生產資料資源、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6)學術評審和項目申報中突出個人利益

      在專業技術職稱評聘、科研成果評審等過程中,因人情關系、利益驅動等原因,不能正確評價他人成果,利用職務權力和學術地位,走關系、拉選票,導致結論失去客觀性、準確性和公正性;與自己無利益沖突情況下,盡量抬高對他人的評價,濫用“國際先進、國際領先、國際一流水平”等詞語;與自己有利益沖突情況下,貶低前人或他人成果,自我夸大宣傳。

      (7)過分追求名利,助長浮躁之風

      部分科技工作者特別是一些有一定學術成就、在學術界有一定地位的人員,兼任太多社會和學術職務,整天忙于參加各種各樣的會議,重復獲取各類資源,真正用于科研時間很少。

      比較而言,國外關于“學術不端”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也比較系統,基本上將“學術不端”行為的本質特征定性為“捏造、篡改和剽竊”,而這也成為目前為止公認的認定“學術不端”行為的基本依據;國內對于“學術不端”的研究是在國外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同時又通過針對“學術不端”行為的不斷演進而不斷探索,歸納出了新的可以被囊括進學術不端行為之中的行為類型。但是,對于如何認定一種行為是否可以被囊括進所列舉的七種學術不端行為之中,是否是只要具備“捏造、篡改和剽竊”情形的就可以被認定為學術不端行為,還是具備多大程度上的“捏造、篡改和剽竊”情形的才可以被認定為學術不端行為,缺乏明確的認定標準和實施細則,而是否還有其他種類的學術不端行為沒有被列舉,也未可知。雖然,一些高校,學術發表媒介或某些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門出臺了一些諸如抄襲度百分比等的具體認定標準和實施細則,但相互之間差別較大,沒有全國統一的標準,容易造成實際認定工作中的亂象和異議,建議由某種承擔學術管理或學術自律的機構,建立全國性的“學術不端”行為認定標準和實施細則。

      二、高校“學術不端”行為內在特征分析

      綜合上述學術不端行為的表現形式,可以將其特征歸納為發生環節的具體性,主體、客體的特定性,主觀的故意性,行為方式的隱蔽多樣性等幾個方面。

      1、發生環節的具體性

      學術不端行為只會發生在學術論文、著作、科研項目的創作,申報,發表和實施過程中,只有在這一特定的環節中發生的違反學術基本道德的、不端正的行為,才有可能構成學術不端行為。這是界定學術不端行為的情境條件。

      2、行為主體、客體的特定性

      實施學術不端行為的主體是特定行業或領域的進行學術研究的人員。這里應當從廣義上去理解,包括高校和其他教育機構、科研院所進行科學研究的人員,也包括其他某一特定行業或領域的進行學術研究的人員。 這是界定科研不端行為的主體標準。

      學術不端行為所侵害的客體是學術共同體公認的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包括有形的經濟利益等物質客體與無形的信譽聲望等精神客體。這是界定學術不端行為的客體標準。

      3、主觀的故意性

      一般而言,絕大多數實施學術不端行為的主體,不是為了提升個人在本專業領域的學術地位或聲譽,積淀晉升職稱的條件,就是為了獲得各種經費資助、物質獎勵或知識產權收益,甚或是追求名利雙收。實施學術不端行為的主體,基于自己實施該行為的目的或意圖,主觀上對自己行為的性質至少是明知但放任,甚或是明知而追求的,帶有明顯的故意和功利傾向性。這是界定學術不端行為的主觀標準。

      4、行為方式的隱蔽多樣性

      為了不被揭發,學術不端行為的方式必定是隱蔽而變化多端的。學術不端行為的主體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甚至是相當專業的學術水準。為了達到其特定的意圖,大多會選擇本專業的前沿領域作為研究的本體,并且會采用極其專業的方式或手段,巧妙地掩蓋行為的真相。而這樣形成的學術成果短時期內是不易被發現和揭露的。并且,隨著科研人員的增多,學術評價體系日益功利化和學術資源的分配不均,相應的,學術不端行為也在變換著具體的外在表現形式,通過教育部規定的高校“學術不端”行為的表現形式和中國科協對學術不端行為的列舉就可見一斑。這是界定學術不端行為的客觀方面標準。

      三、高校“學術不端”行為與相似概念的界分

      (一)學術不端行為與學術不法行為

      學術不法行為通常泛指在學術活動中所發生的一切違反法律和規章制度的行為。而學術不端行為主要是指發生在學術活動中的捏造、篡改、剽竊等行為。兩者最大的區別在于行為性質和責任承擔方式的不同。學術不法行為觸犯的是國家法律、規章制度,具有行為違法性,可能承擔的是行政責任、民事責任或刑事責任。而學術不端行為首先觸犯的是學術共同體的道德操守,行為承受的是道義和學術良心上的譴責,只有當學術不端行為的危害程度超越了一般學術道德的底線,達到了追究法律責任的界限,才同時成為了學術不法行為。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學術不法行為和學術不端行為并無不可逾越的界限。當然,除此之外,學術不法行為還包括觸犯法律的學術腐敗行為,觸犯知識產權法律的侵權行為等等。另外,學術不法行為與學術不端行為的主體、客體也不盡相同。前者的主體不限于從事學術活動的人員,還包括從事學術輔助活動,學術管理活動和其他事物的人員,屬于一般主體,沒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后者則只能是特定行業或領域的進行學術研究的人員。前者的客體是學術活動中所結成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正當性,后者的客體則是學術共同體公認的學術規范和學術道德。

      (二)學術不端行為與學術失范行為

      學術失范行為,主要是指在學術活動領域中,違反了學術規范而出現的學術行為本身的技術性錯誤。例如學術論文的命題為假命題,缺乏真實充分的論據,論證推理不符合邏輯規則,行文過于口語化,引用過度或不引注、少引注,引注格式不合規范,杜撰引注、參考文獻等等。“學術失范”與“學術不端”的最大區別,在于兩者的主觀方面不同。前者并無有違學術道德的故意和明顯的謀取名利的意圖,大多是由于學術態度不嚴謹或專業素養不高,缺乏學術熏陶而引起的失誤;后者則是帶有違反學術道德的故意和明顯的謀取名利的意圖。另外,兩者承擔責任的方式也不盡相同。前者主要通過學習教育的方式改進,不會動用法律或規章制度追究責任;后者如果是一般程度的不端行為,至少要受到道義上的譴責或規章制度的追究,程度嚴重的還會受到法律的制裁。

      (三)學術不端行為與學術腐敗行為

      學術腐敗行為,主要指在學術領域中從事學術活動的相關人員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承擔有相應管理職權的人員行賄,承擔有相應管理職權的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貪污經費,受賄索賄,徇私舞弊,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主要包括涉案者在論文答辯、學位授予、論文發表、著作出版、申請立項、項目評審、職稱晉升等各種學術活動中的以權謀私。學術腐敗與學術不端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本質上是權利腐敗在學術領域的延伸,是權力運作的產物,性質和危害后果更為嚴重。后者則完全不涉及任何權力關系。

      在當前,擔負著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和文化傳承重任的高校,已然成為“學術不端”行為的多發地、重災區的同時,對于高校“學術不端”行為的研究,相對于一般意義上的“學術不端”行為研究,也就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通過對高校“學術不端”行為表征的深入分析和界定高校“學術不端”行為時應當界分開的幾個相似概念入手,初步構建了認定高校“學術不端”行為的標準,并提出應當從量化上進一步明確界定“學術不端”行為的標準。

      毫無疑問,教育部規定的高校“學術不端”行為的表現形式和中國科協對學術不端的界定,對于當今“學術不端”現象泛濫而缺乏規治依據的現狀是一種巨大的進步。因為它們的確立,使得對于正常學術秩序和學術道德的維護終于有了更為貼近的法制資源,而且至少也讓我們看到了有關機構治理學術不端行為的決心和行動,其他相關制度的匹配和學術不端行為規治制度體系的建設也曙光初現。但不能掩飾的是,相對于“學術不端”行為的表現形式十分隱蔽和錯綜復雜而言,區區幾百字的規定,顯得過于簡單。種種發人深省的問題似乎昭示著我們對于這一制度的補足之路還很長遠。“學術不端”行為的認定和規治制度效用的真正發揮,有待于立法的進步,案例的示范和學術的支撐,也需要相關配套措施的完善,這是一個系統化的工作,需要堅持不懈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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