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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學術不端現象探源


      2014年04月07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近些年來,學術不端就像肆虐的狂風席卷大學校園,玷污著”象牙塔”的圣潔,像毒瘤一樣侵蝕著人們的靈魂,危害著教育大業的振興,已經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找準產生學術不端現象的主要根源,方能對癥下藥,標本兼治。

      根源之一:學術主體的道德家園滑坡沉淪

      學術不端首先與學術主體的道德素質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康德曾經提出一個著名命題叫“人為自己立法”,”法”就是法則、規則、道德,命題說的就是個人要堅守道德自律。個體的道德情感、道德意識是道德行為的最直接的基礎,一個道德自律性差的人很難不出現不道德行為。學術研究既是高尚的精神生產活動,需要智慧的頭腦;又是一項寂寞的活動,需要長久的耐力,需要發揮”慎獨”的道德自律作用,如果定力不夠,很可能越過道德底線,出現層出不窮、形形色色的學術不端行為。

      在市場經濟飛速發展和社會快速轉型的關鍵時期,往往出現道德與利益相互矛盾的情形,一邊是經濟的繁榮,一邊卻是道德的沉淪。人們把功利實惠的市場規則推廣到方方面面,滲透至學術領域,功利浮躁的不良學術風氣在大學校園這個昔日被稱為“象牙塔”的圣潔殿堂逐漸蔓延開來,近些年來更是“妖氣沖天,蔚為壯觀”。一些道德素質差、自律不嚴的教師出現價值取向偏離,自由主義、拜金主義、功利主義、實用理性占據主導,在學術研究上也走向了投機取巧、弄虛作假的機會主義道路,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他們為了功名利祿不擇手段,不惜出賣自己的人格尊嚴,自我約束讓位于自我沉淪和自我放縱,甚至逐步滑向學術腐敗與違法犯罪的泥潭,玷污了學術的純潔高雅,動搖了教育的道德基礎,扭曲了社會的公平正義。

      根源之二:學術的本真動機被嚴重扭曲

      蔡元培指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現代管理學認為,大學的功能是培養人才、科學研究、社會服務。大學學術研究的目的應該是創新學術成果,服務人才培養,推動文明進步,促進社會發展,這是非常高尚和神圣的,也是學術研究的本真目標。而在現實中,應然目標與實然狀態相距甚遠,不少教師的功利價值取向和工具理性動機取代了繁榮和發展科學這一高尚而純潔的動機,出現“學者偏離學術”的惡劣局面。這主要是由于大學教師的角色模糊所導致的。

      自從“教師”成為一種職業以后,學術研究就成為大學教師職業生命的一部分,“學術人”與“經濟人”成為大學教師的雙重角色。然而,在現實天平上這兩個砝碼卻失去平衡,“經濟人”的功利性追求超越了“學術人”的精神性追求,以致最后蛻變為“機會人”。其結果就是,自律意識差的大學教師為應付職稱與考核所需或為獲得可觀的科研獎勵,竭盡所能,東拼西湊,到處掛名,以求在短期內取得規模效應,學術研究被異化為“學術生產”,厚積薄發的研究過程被異化為立竿見影的生產過程。從近幾年曝光的學術不端案例來看,偏離學術規范軌道、學術研究動機嚴重異化是其重要原因。以實證研究為要的自然科學是如此,以抽象思維為本的社會科學更是這樣,背后其實就是急功近利的功利主義動機作祟,“經濟人”的角色地位超越于“學術人”的角色地位,為學術而學術、為真理而獻身的人在大學著實不是很多。尤其值得重視的是,不少的大學教師在高級職稱聘任以后就不再著書立說了,當年的豪情和壯志也因一紙聘書而湮沒。學術動機異化到如此地步,豈不悲哉!

      根源之三:科學的學術評價制度尚未形成一套科學的學術評價體系

      必將引導學術研究走向健康發展的軌道,具有約束、激勵與導向的基本功能。然而,現行的學術評價往往把復雜的學術問題簡單化,把抽象的思維活動數量化,無論是課題申報還是職稱評定,在衡量學術業績時都過分強調量化硬性考核,用人大復印、浙大版、南大版、北大版等核心與非核心、國家級與省部級等量化標準來衡量學術成果與研究項目,動輒要求公開發表多少論文,完成多少項課題,不完成就迫使教師“下課”,這樣對量化的作用和功能估計過高的要求對于教師來說近乎苛刻,也違背了學術研究的復雜嚴謹、厚積薄發、循序漸進的客觀規律性。其后果必然導致幾種極端:要么極少數人承受不起壓力,走向了輕生之路;要么評價活動中形式主義猖獗,腐敗現象盛行;要么許多人負擔不起做課題發文章所需的高額費用,紛紛放棄學術之路。這種數量先行于質量的學術評價體系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創新思維的火花四濺,也限制了創新人才的脫穎而出。許多大學教師都被壓抑在這種量的規定性之下,疲于應付,完全失去了學術的樂趣和學人的尊嚴,更何談創新呢?當然,學術指標體系過分強調數量標準,輕視質量標準,并不意味著學術評價體系沒有質量標準,問題在于質量標準存在明顯的弊端:將刊物行政級別的高低等同或近似等同于其學術水平的高低,在計算科研工作量時將核心與非核心、國家級與省級計算不同的分值,刊物的行政級別越高則分值越高。這種根據舉辦單位級別高度來判定論文質量高低的做法,其科學性令人懷疑。

      根源之四:少數學術刊物助推學術腐敗

      學術成果需以文字的形式公開表現出來,取得學界同行的認可,決定了在學術刊物上發表文章對教師的重要性,這是廣大教師“學人人格”發展的強烈需求,也是他們晉升職稱的現實需要。因此,探討學術不端現象也就不能回避學術載體即學術刊物這個環節。可以說,大多數刊物能秉承學術載體的道德操守,堅持嚴肅的學術態度和嚴謹的學術作風,承擔起了推動文明進步與科學發展的社會責任。但在巨大利益面前,部分刊物也紛紛變節瓦解,其辦刊者恰好利用了教師的精神需要和職業需求,不堅持學術標準和學術公正,不以學術質量和原創水平,而以職位高低、關系親疏、出價高低來決定論著或成果是否發表或出版,使得學術期刊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被沖刷得一干二凈,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學術不端甚至學術腐敗。有關系就能中標立項、有錢就能買到論文和發表論文的游戲規則和荒唐事實使許多教師陷入既愛又恨的情感糾葛,產生嚴重的人格分裂,顛覆求實、求真、求新、求變的學術精神,在基本的學術精神空場的條件下,出現學術不端現象又怎會是值得奇怪的事情呢?

      當然,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我們并不完全反對學術刊物適當收取版面費以彌補辦刊經費的不足,但決不能以贏利為目的,不能讓學術良心蒙羞,不能顛覆社會效益優先于經濟效益的基本原則。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原本堅守社會效益優先的學術刊物也很可能會出現一些不道德的行為,很可能滋生出一大批學術蛀蟲。

      根源之五:大學對學生的學術訓練相對匱乏

      一個真正的學者不光需要學術良心,而且需要長期接受良好的學術訓練和學術教育,這是他能否成為學者的基礎條件。學問不光是做出來的,也是教出來的。正如孫正聿所說,許多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尚缺乏正規的、系統的、嚴格的學術訓練,尚不具備從事學術研究的不可或缺的概念系統、背景知識、研究方法以及學術的自我意識,尚未實現對“學術”和“學問”的認同。學術研究是一個前后相承、繼往開來的過程,完成這個過程的主體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學人或學者,大學教師是其中的重要主體。為什么近些年來的學術不端現象比過去更為嚴重,我認為與他們的教育背景密不可分。大學教師中的新生代產生于高等教育大眾化改革的大背景(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去精英化的大趨勢)之下,連續擴招帶來的不光是學生就業壓力,也使得人才培養質量出現下降趨勢。這期間,往往出現不會教、不愿教、沒空教等多種情形:其一,高校中許多新生代教師自身缺乏學術的嚴格訓練,自身尚不足”半桶水”何以給學生”一桶水”呢?在他們的培養下又怎么能培養出學術精湛的優秀學人呢?其二,高校承擔了政府的許多職能,精力過多分散,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就業壓力,忽視對大學生的學術訓練,大學生不重視也不愿意學做研究;其三,研究生擴招使得導師指導的學生過多,加上他們社會兼職多,行政工作忙,難于集中精力對學生的學術研究進行潛心的指導,傳統的一對一手把手教授的師徒關系演變成一對多的老板與雇工的關系,導致研究生培養質量下降。

      根源之六:社會對學術問題的監管不夠得力

      人是社會的產物,人的道德感和道德意識都是社會的產物,而制度和體制以及社會的價值觀引導,對人們的道德觀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在社會轉型時期,從主觀上來看,人們的法制觀念和維權意識還不強;從客觀上來說,維護學術誠信的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尚未完全建立起來。主客觀兩種因素相互作用,使得論文代寫、課題代做、教授抄襲、博導剽竊、偽造數據等學術不端事件在大學校園頻繁出現。即便已經有些法律條文和制度規約,但在執行過程中往往出現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或不按制度辦事的現象,法治旁落于人治,制度的權威屈服于長官的意志。而且,對于隱形的學術不端及其處理也缺乏明確的規定,法律不明確,制度不具體,依據不清晰,因此也出現無意與故意、睜一眼閉一眼的灰色視域,學術不端行為屢禁不止,層出不窮。同時,大學行政權力膨脹,權力與學術相互交融、高度捆綁,學術成為權力的附庸,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獨特身份為權力所有者帶來了直接的學術利益、經濟利益和行政利益,出現資源搶奪和壟斷現象。這種管理體制又在客觀上給那些想真正從事學術研究的教師在項目申報、成果評獎、經費爭取、論文發表等方面設置了許多障礙,極大地挫傷了普通教師的科研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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