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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當前學術規范問題的討論與反思


      2014年04月12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自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大批量的學術生產在中國學術界各學科各領域全面展開,學術研究開始呈現出繁榮景象。幾乎是與此同時,市場體制向包括學術研究在內的各個領域進行全面滲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學術研究的誤導與扭曲,加之各種金錢權力關系對學術研究的腐蝕與干擾,學術研究中的各種失范現象在各個層面不斷浮出水面。學術規范問題就是針對學術失范乃至學術腐敗行為而提出來的。

      在近年來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活動中,許多學者從學術失范的表現形式、學術規范的概念、實現學術規范的具體途徑等方面開展了分析。這些討論對于學術規范的形成以及對學術界良好學風的養成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其中不乏真知灼見。然而,正如有些學者所指出的,學術界目前有關學術規范的討論雖然顯示了中國學術界提升自身的努力,但是具體的討論卻浮于道德審判式的層面,從一定意義上而言乃是傳統文化倫理中心主義在當代的延續,其意義注定是有限的,因為道德層面上熱鬧的口誅筆伐往往遮蔽了學術失范現象的深層原因。[2]更為嚴重的是,正在眾多專家學者為此轟轟烈烈地展開學術討論的時候,這場關于學術規范的討論本身卻又陷入了失范的泥潭。有鑒于此,對這場討論本身進行理性的反思,對學術規范的價值、學術規范的主體和學術規范的方法進行重構應該是一項不無意義的工作。需要重點指出的是,本文的寫作雖然建立在對相應觀點的反思基礎之上,但全文的基調卻不在于解構,而是對學術規范進行建構。

      一、為何規范?——學術規范的價值論

      由于學術規范是針對學術失范象而提出來的,所以在討論學術規范的價值之前,有一個前提性的問題有必要首先予以廓清,即學術失范行為究竟指的是哪些行為。只有對此問題達成了大致的共識,才能對學術規范的價值進行更深一步探討。

      關于什么是學術失范,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見解。《自然辯證法通訊》2000年第2期“學術規范與學風建設筆譚”欄目發表的李醒民研究員執筆的“編者按”,對此有深刻的闡釋:“縱觀當今中國學術界,在學術社團的組建、學術站點的設置、學術職務的評聘、學術資源的分配、學術成果的評價、學術獎勵的頒發、學術刊物的運作、學術論著的出版、學術規章的制定等方面或缺乏規范,或有規不依,或規范本身不盡合理,從而貽害于中國的學術事業。尤其令人觸目驚心的是,自九十年代以來,在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等社會丑惡現象的熏陶下,學術界的各色丑聞也接連不斷,剽竊抄襲及一稿多投之風蔓延。與此同時,醉心和獻身于學術研究的真正學人日減,相當一批身處學界之人甘居平庸,乃至追求平庸,制造學術泡沫和學術垃圾。”中國政法大學的楊玉圣教授對學術“失范”現象也做過如下總結:其一,缺乏尊重他人成果的學術意識;其二,缺乏健全的學術評價機制;其三,缺乏學術積累和問題意識;其四,自說自話,難以與國際學術接軌;其五,低水平重復與學術泡沫化;其六,學術道德敗壞。對學界的觀點進行總結,學術失范行為可以歸結到技術層面、道德層面、精神層面(理念層面)等三個層面。

      針對這些學術失范現象,筆者認為學術規范有兩個價值,即學術規范的本體價值和學術規范的工具價值。

      (一)學術規范的本體價值

      學術規范的最基本的價值或目的即是對學術研究本身進行規范,筆者把它稱之為學術規范的本體價值。學術規范的本體價值主要解決學術失范中的技術性問題,譬如應當怎樣引文,怎樣注釋,本學科的學術研究的基本范式是怎樣的等等。鄧正來先生和梁治平先生就是同時從本體價值和工具價值的雙重角度來對學術規范進行界定的。鄧正來先生認為:“所謂規范化問題,不僅是指建立各種形式的學術規則,而且還涉及到學術內容的實質性規則,比如如何建立學術評價機制,如何建構學術研究范式,如何營造中國社會科學的知識增長傳統,等等。”梁治平先生從建立學術規范的目的和學術規范的功能的角度,試圖給學術規范下一個定義:所謂“規范化”就是要建立學術紀律,確立學術秩序,從而保證知識的有序增長,并使交談成為可能。具體地說,它還包含有社會科學研究學術化的意思。”基于這一認識,梁治平先生認為:“小至學術紀律、引證規則,大至學術傳承、學術道德和秩序,都可以包括在規范的概念里面。”[6]在鄧正來先生對學術規范的界定里面,學術研究規則,學術研究范式,學術評價機制等都是從學術規范的本體價值出發進行考慮的。而梁治平先生所給出的定義當中,學術紀律,引證規則,學術傳承,學術道德和秩序等也屬于學術規范的本體價值所輻射的范圍。

      本體價值是學術規范的基礎性價值。包括社會科學在內的任何學科,其學術研究都不可能孤芳自賞,敝帚自珍,而必須通過相應的學術交流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身的價值。學術規范本體價值的存在,其根本的目的在于為學術研究提供一個有序的機制,使學術研究能有一個為學界所大致認可的范式或平臺,從而使學術對話成為可能。如果學術界缺乏這么一個平臺,那么不止社會科學的各學科之間很進行溝通,就是同一學科內部也很容易各自為政,自說自話。

      (二)學術規范的工具價值

      如果說學術規范的本體價值在于為規范而規范的話,那么學術規范的工具價值則不在于關注學術規范本身,而是把學術規范當成一種工具,一種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規范的價值在于保證學術研究的價值。這也是學術規范的根本性價值。

      眾所周知,學術研究的一個根本性目的在于促進知識增量進而促進社會進步。學術規范的根本性價值則在于保障學術秩序,促進學術增量。關于這個問題的翻版是學術規范與學術創新的問題。即學術規范的根本目的或價值到底是在于保證學術研究能中規中矩地進行,還是在于促進學術增量和學術創新的問題。有學者認為,過分強調學術規范,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著學術的發展和創新。錢鐘書的《管錐篇》、《談藝錄》,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這些文章以今天的標準來看就不是真正的學術論文,沒有遵行特定的學術規范,但沒人能否定這些文章的學術價值。筆者認為,任何規范都是和一定的時代相聯系的。學術規范是穩定性與創新性的有機結合,學術規范也要與時俱進。拿今天的標準去衡量昨天的學術研究或者拿過去的學術規范來看待今天的學術論文,都不可能得出一個正確的看法。不可否認,學術規范的穩定性與學術研究的創新性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定的矛盾,然而這對矛盾并非呈激烈的對峙狀態。只有用一定的規范來約束學術研究,才可能使學術生產行為對知識增量和社會發展起到正面的作用。試想如果在學術管理領域缺乏相應的學術規范,學術管理者把百分之九十的學術經費都用于研究諸如《金瓶梅》等古代的禁毀小說上去了,學術研究的價值何在,學術創新何以成為可能。因此,恰當的學術規范,其價值應該能夠促進學術創新,保障知識增量,促進社會進步。

      二、誰該規范?——學術規范的主體論

      如果說學術規范的價值解決的是為什么要有學術規范的問題,那么,學術規范的主體則要追問學術規范到底應該規范誰的問題。在探討學術規范的初始階段,人們往往側重于討論如何規范學術研究者的行為。無可否認,從學術運作的整個過程來看,學術規范過程中的學術研究規范既是學術評審規范、學術批評規范和學術管理規范的基礎,也是各種學術規范的核心。然而,如果僅僅把討論限于學術研究規范一個領域,就可能混淆視聽,使人們誤以為學術規范的主體或對象就只有學術研究者一個。其實,已有學者撰文指出,僅僅是一般的個人抄襲等學術失范行為還遠遠不能構成學術腐敗,“腐敗是要和一定的權力相結合的,而且在方今之世權力大小與含金量往往相適應。”筆者從學術產出與學術流通的整人文與社科個過程進行考察,認為學術規范的主體主要包括學術生產者、學者評價者、學術管理者。

      (一)學術生產者

      本文中的學術生產者是從廣義上使用的,它除了學術成果的原初生產者——學術研究者外,還包括學術出版者(機構)、學術發表者(機構)等協助生產者。之所以要把學術協助生產者也包括進去,那是因為如果學術成果不通過出版、發表等行為進入流通渠道,就不容易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失范問題,更不容易產生學術腐敗行為。只有把學術成果從“抽屜文學”變為流通著的學術產品,學術規范問題也才會浮出水面。

      毋庸置疑,學術研究者是學術生產者中的主要規范對象。過去被暴光的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行為中的絕大部分就是源自于學術研究者。學術研究不遵守相應的學術規范,把生產階段就已經存在著先天性問題的學術產品推向市場,就不可避免的要導致學術失范乃至學術腐敗。因此,對學術研究者進行規范,是扼制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的首當其沖的舉措。學術研究者是學術規范的首要對象。

      學術出版、發表等機構是學術協助生產者。雖然從知識產權保護的角度而言,學術產品一旦完成,知識產權也就由此產生。然而,如果從學術規范的必要性來看,則是學術產品必須進入學術流通。學術出版、發表機構等是學術產品進入學術市場進行流通的必經渠道,其自身就具備腐敗的可能。譬如,當前學術界很多核心期刊被貶為“黑心期刊”,學術產品市場出售的許多學術著作也是濫竽充數,良莠不齊,這些行為就是學術出版和發表機構的失范和腐敗行為。即使這些機構本身沒有直接的失范和腐敗行為,但如果這些機構失職,將嚴重違反學術規范的學術產品推向市場,也就使得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最終得以完成。因此,作為協助生產者,學術出版、發表機構是學術規范的重要對象。

      (二)學術評價者

      當前,學術生產行為日益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從學術產品的最初形成,到學術產品最終在市場的流通,整個過程有許多人參與了其中的工作,當中就有學術評價者。所謂學術評價者,也就是廣義上說的學術批評者。廣義上的學術批評行為,當然不僅僅指“批評”一種行為,而是泛指學術評論行為。學術批評本是為了學術規范而展開的行為,然而在學術批評日益泛濫的今天,學術批評本身也成了亟需規范的行為,即對于促進學術規范本身的行為也需要規范。

      學術評價行為主要是對已經進入學術市場的學術產品進行評論。正確的學術評價行為對于促進學術界良好學風的養成,學術規范的形成都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學術評價被某些人所操縱,淪為他們謀取學術利益的手段,則對學術研究起到了一種破壞的作用。因此,對于學術評價者,必須有相應的學術評價規范,讓評價者在規范許可的范圍內開展正當的學術批評。

      (三)學術管理者

      在某種程度上,把整個學術運作過程稱為學術產業完全不為過。在這個特殊的產業中,除了學術生產者和學術評價者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參與者——學術管理者。所謂學術管理者,就是指對學術資金、學術項目等學術資源進行管理的人或機構。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我們國家都設置了許多科研項目。爭取到一個科研項目,同時也就爭取到了相應的學術科研經費。如果學術管理者不遵循相應的規范,把手中掌握的權力用來為自己謀取利益,而不是用來對學術資源進行最優化的配置,那么,一方面不利于學術的增量,另一方面,則導致了學術腐敗。

      三、如何規范?——學術規范的方法論

      在討論了為什么要對學術活動進行規范和應該對哪些人進行規范之后,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對學術活動應該如何進行規范。在闡述這個問題時,同樣有一個前置性的問題有討論的必要,即為什么會產生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行為。一些學者把當前學術界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歸因于學術界學術道德的淪喪,學術良知的缺失,因此呼吁學界的道德自律。不可否認,這些都是重要原因,呼吁也很有必要。然而筆者認為,最關鍵的因素卻不是這些,而是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的收益大于成本。學術生產以及學術流通過程中之所以會產生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是因為如果完全遵守學術規范,其所取得的收益將會比不遵守學術規范所取得的收益要小。換言之,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者在違反學術規范的過程中,用了較小的投入獲得了較大的產出,因此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會風行于世。如果違反學術規范沒有任何利益可圖,那么學術失范和行為腐敗行為就不會產生。

      有鑒于此,要杜絕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行為,建立起良好的學術秩序,不能僅僅依靠對違規者進行簡單的道德說教,而必須從學術失范和學術腐敗的原因入手治理,進行相應的制度設計,使違反學術規范的行為無利可圖。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入手進行制度設計:

      (一)凈化學術出版、發表渠道,使違反學術規范的學術產品無法進入學術流通市場

      筆者之所以不主張直接對學術研究者進行監督管理和道德說教,是因為一方面那樣做成本較大,另一方面也很難收到良好的效果。通過對學術出版和發表渠道進行監控,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違反學術規范的學術產品進入學術市場。在具體措施上,可以在學術規范中規定凡是有國家正規刊號的學術刊物必須統一在國家規定的網站上進行登記,把學術刊物上的文章同時發布在互聯網上,讓整個社會對學術界進行監督。出版方面,也可以規定出版社應定期向互聯網公布本社出版發行的學術著作的書名、大致內容等。采取這樣的措施,可以避免直接向學術研究者進行管理的難題,同時約束了學術研究者和學術協助生產者的行為,有一石二鳥之功效。通過這樣的監督,如果發現了嚴重違反學術規范的行為,相應的管理部門可以對學術研究者以及學術出版、發表機構進行懲罰,杜絕將違規的學術產品納入到職稱評比等活動當中,使學術違規者不但無利可圖,還要受到相應的懲處。

      (二)凈化學術管理渠道,優化學術資源配置

      加強對學術管理機構的監管,定期組織專家對學術管理機構進行考核評估,對學術資源的分配去向以及使用情況進行跟蹤調查,對沒有把學術資源進行恰當使用的,可以收回相應的學術資金,同時對學術管理機構進行處罰。如果在監督檢查過程中發現有為獲取學術項目而在學術管理機構與學術申請人之間發生不正當利益交換的,同時對雙方進行處罰。對不具有相應學術資質的機構或個人獲取了不該獲取的學術項目的,也要進行處罰。采取這樣的措施,可以保證學術資源的恰當分配,防止學術資源被少部分人以不正當的方式獲取,沒有為學術增量和社會進步做出相應的貢獻。

      (三)對學術規范本身進行規范,防止學術規范流于形式和落后于時代

      這個問題首先涉及到由誰來制定學術規范的問題,這就需要進行相應的規范。筆者認為,學術規范是用來對學術界的學術行為進行規范的“學術法律”,應當由學術界自身來進行制定。建議由全國社科界的知名專家組成學術規范的制定委員會,廣泛聽取學術界的意見,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學術規范。然后是學術規范自身的可行性和創新性問題。

      上文說過,學術規范應該具有本體價值和工具價值兩個方面,因此,學術規范應該是切實可行,便于操作的,而不能僅僅流于形式。同時,學術規范的根本價值在于規范學術秩序,促進學術增量,其中也包括促進學術創新,因而必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而不能太過落后于時代。這就需要對學術規范進行適時的評估和清理,對于已經被學術界所普遍認為過時的規范條文,應該及時更新。對于有利于學術增量和學術創新的措施,可以及時吸收到規范當中。

      以上討論僅僅從筆者認為比較重要的幾個方面展開,有關學術規范的問題當然不只這么這個。對學術規范的反思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應該根據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來適時地調整,根據發展變化的學術利益格局來對學術規范進行解構和重構,以最大限度地促進學術增量,進而促進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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