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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知與尊重:學術規范的拯救


      2014年04月13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在國家核心競爭力中,因教育與科技直接影響制約其他因素而成為國家核心競爭力的基礎與核心。學術腐敗直接威脅到國家的核心競爭力,與其他領域的腐敗相比,學術腐敗的危害更深刻、影響更持久。

      1、學術規范是分階的

      學術規范是自學術研究職業化以來、維系知識積累、創新以及學術研究正常運行的基本保障,是對學術共同體從事學術活動的基本倫理規范和基本準則的統稱,是保障在私有(真)知(見)識轉化為公共知識,即得到專業同行與社會認可其過程的合法性,它涉及學術研究的全過程,貫穿在學術活動的各方面。依據在知識積累與創新過程中的地位與作用方式的差異,可分為兩階:一階規范是指具體從事研究直至成果產出期間共同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必須遵守的規范、規則,它直接作用于知識生產的全過程,如數據與資料的真實性、立論闡述的邏輯規則、文獻的使用與引證標注規則等。二階規范是以一階規范為基礎,是指成果在公開與發表之時以及其后在評審、批評、管理等社會活動中的規范。區分學術規范有助于分層、分環節對癥下藥,或從源頭上根治學術腐敗。

      一階規范是在長期的科研實踐中形成的基本游戲規則。在該規則中,①數據與資料的真實性是立論與檢驗的基礎,關系到新思想、新觀點、新猜想與(或)新理論的論據的合理性和論點的力度。②立論闡述的邏輯規則主要是指學術或科研成果在寫成論文或專著時內在邏輯的兼容性與自洽性。③文獻的使用與引證標注規則是區別個人與他人思想、理論、觀點、論據的基本要求,它既可反映出成果產出者對同行工作的了解程度,有助于編輯發現和鑒別其真實性、新穎性與創新性,也是對同行工作認可和保持尊重的基本要求。因引用率既是任何科研與評價系統都不容忽視的首選評價標準,也是衡量專業雜志、出版社社會影響力的首選標準。因此,引證標注規則是確保任何從事基礎研究以及發表基礎研究成果的雜志或出版社的工作得到社會認可、拓展其影響力的基本形式。

      二階規范是在伴隨知識存量的增長,區分、鑒別難度的擴大以及社會重視職業化的知識傳承與創新的背景下產生的。如果把一階規范喻為生產標準與規范,那么二階規范則是管理與經營規范,是一階規范的社會延伸。私有知識一旦發表即轉化為有明確產權人的公共知識。因應用研究與開發研究已有行業標準、專利法等知識產權法以標準與法的形式進行了規范,并且其價值通常由“委托人(或發包方)”參照本領域標準進行定位。因此,學術規范無論在一階層面還是二階層面都首先是針對基礎研究而言的。

      2、基礎研究的學術成就定位

      與應用研究、開發研究不同的是,基礎研究通常不直接產生商業價值,即使產生商業價值也可能需要很長時間,而一旦有所突破其影響可能是標桿性的。旨在新知識的創造和增加知識存量的基礎研究一旦成功,對本領域以及相關領域乃至于整個社會觀念的變革都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在自然科學領域內的基礎研究歷來為各大國所重視。但是,基礎研究的重要性與其周期長、成功率低存在嚴重的非對稱性。能夠作出在專業史上成為不可或缺的成就者更是寥寥。思想家與科學家職業對于“成就”的基本理解與定位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層面:

      (1)成果永載史冊,成為專業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這是學術領域中的最高評價與定位,即為學術或專業共同體認可的大師級成就或成為大師級人物。該定位側重要求所取得的成就要經得起專業尤其是歷史的多重檢驗與評價。因為一些重大成就通常發生在學科發展的轉折點上,此時新舊觀念、理論可能發生沖突。如哥白尼的日心說,等等。

      (2)獲得學術或科學共同體認可的最高獎勵。自從科學研究職業化并被科學共同體與各國政府重視以來,各專業與行業基本上都有各自的權威性獎勵。如數學最高獎菲爾茲獎、設立諾貝爾獎的各專業的諾貝爾獎、國際新聞界最高獎普利策獎、科技史領域的薩頓獎,等等。用物理學家的“行話”來講,“‘這種事情是顯然的’,指任何熟練的物理工作者通過適當思考和計算就能夠理解的結果。‘并非顯然’,指的是那些贏得尊重和諾貝爾獎的工作。而對那些最艱難的問題,那些只有長期深入鉆研宇宙奧秘才能有所領悟的問題,物理學家們備用的語詞則是‘深刻’。”也就是說,那些能夠贏得尊重和諾貝爾獎的工作,并非是“深刻”的工作,而是“并非顯然”層面的工作。因此,即使能夠獲得學術或科學共同體認可的最高獎勵的,也并不一定能夠成為永載專業史冊的“大師”。

      (3)論文或專著的引用率與轉載率。在當前的評價系統中,針對論文與專著的質量,引用率是為國際學術界任何科研與評價系統都不容忽視的、最無爭議的首選評價標準。如國際三大引文索引SCI、EI、ISTP。在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除引用率外還有轉載率,如被人大復印資料、新華文摘轉載等。

      (4)國家級以下的專業史、志或相關文獻綜述提及到某人的工作。既包括正面引述,也包括評論和學術意義上的爭論、批評。

      此外,在成熟科研體制下,科研人才大多數分布在企業中,科技投入、產出絕大多數由企業完成。基礎研究的周期長、成功率低之局限,制約了企業從事(純粹的)基礎研究的積極性。除象貝爾實驗室那類大型實驗室從事基礎研究外,稍大的實驗室所從事的基礎研究大多是前沿性應用型基礎研究。但是就整個社會科研體系和國家科技戰略而言,基礎研究又恰如大廈的基石一樣重要。因此,大多是由政府的公立科研機構、研究型大學等公共機構承擔。至于從事前沿性的應用型基礎研究,通常涉及企業乃至于國家的戰略利益,承載著企業、國家乃至于全人類的戰略使命,具有一定的保密期,如早期的核科學研究、世紀之交的電子人研究,等等。對于參與這類研究的科學家、工程師的成就通常難以定位,甚至發表前沿性的論文是不被機構所允許的。但是,因其工作本身意義重大,而成為一個社會科研體制下的重要力量,成為一個企業、社會乃至于國家的“秘密武器”。

      3、科研規范的寬容性和腐敗的系統性

      “寬容失敗、善待失敗”是至今已走出11位諾貝爾獎得主的貝爾實驗室留給世界科研管理領域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僅就基礎研究而言,其寬容性幾乎可以用“極度”來形容。主要表現在:①可以更換主題或大跑題,如在科學史上,萊布尼茨(Leibniz,G.W.,1646—1716)曾把“家族史”做成“宇宙的起源”;②可以中途終止的;③可以延期;④還有專門為失敗的探索者設立獎勵的,如日本的一些大公司、大實驗室的做派;⑤只要不怕影響個人聲譽,甚至可以寬容到拿了錢根本不做的。盡管基礎研究的寬容性可以用“極度”來形容,但這并不表明基礎研究沒有“高壓線”。既然自然科學研究其宗旨在于“(尋)求真(知)”,那么,弄虛作假無疑是其死敵。弄虛作假的危害不僅在于違背了其宗旨,更在于它從根本上否定了科學研究本身以及以其為基礎的教育、科研管理以及相關職業、相關社會建制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寬容失敗、善待失敗”絕不意味著可以寬容弄虛作假。

      當前的學術腐敗是獨具“中國模式”的系統化腐敗,并且滲透于一階規范與二階規范的全過程中。無論是抄襲、偽造數據還是剽竊大多發生在論文或專著的“生產”環節。在這一環節,到目前為止為大多數學術規范拯救者所忽略的、其性質和影響比論文抄襲、剽竊更惡劣的是越軌性“合作”。主要表現在:①職務上存在上級與下級關系的“合作”;②職業上的導師與學生之間的“合作”;③利用雜志編輯身份的編輯與作者的“合作”;甚至是同時兼有這三種性質的“合作”。“合作”如果發生在需要調查、統計性研究的社會科學以及需要科學試驗與實驗的自然科學領域本來是正常現象;但是在體現思想的獨立性的人文領域,越軌性“合作”的惡劣性以及對現有學術道德底線的破壞程度,遠遠大于抄襲、剽竊、偽造數據。

      在二階規范的約束區同樣存在花樣翻新。如,利用兼職編輯身份在作者發表成果時未征求作者意見擅自出現“新作者”的、在評獎中既是評委又是作者的、甚至還有“書評”被列入到“學術論文類”居然獲得了省、市級二等獎的,等等。更為嚴重的是“2009年6月,武漢市破獲了一個論文造假團伙———武漢佑達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有雇員十多名,聘用的論文造假槍手就多達80多名,明碼標價,生意十分紅火。在其他城市,也發現了類似的所謂學術中介機構,以學術造假牟取暴利。根據某專題研究,有人推算出了2009年論文交易額竟高達10億元,有人甚至說實際數額遠遠超過這個數目。”這意味著學術腐敗已經成為一個產業。

      與人文社會科學密切聯系的社會輿論“本來是社會的公器,是良心和正義的代表,現在的情況是,輿論有時候不僅失去了對公權的監督功能,更是和權力進行勾結,很多地方的宣傳部長、報社的社長成為腐敗的參與者和幫兇。這種體制性的腐敗比單純的經濟領域的腐敗,后果要嚴重得多,這意味著腐敗的社會化、系統化。”這意味著反腐敗的壓力和難度在進一步增大。

      4、學術腐敗的根由

      學術失范與學術腐敗是系統化腐敗的一部分,是外在誘致與內在追求雙重因素作用的結果,是以求真為旨趣與以財富支配權為皈依的資本,以及與權力相結合并被異化的必然產物。

      (1)按照經濟標準搞學術,迫使學術與資本結合,扭曲學術宗旨。

      績效工資和績效考核本是一個經濟學概念,適用于競爭性的經濟領域。但是在以是否履職為核心的行政領域,以獲得真理和真知為核心的科研領域,該制度的實施對學政腐敗和學術腐敗無疑具有誘致作用。大量的教育、科研單位以教師和科研人員發表論文的數量來衡量其學術水準和提供獎勵。該標準開啟了學術事業的“高產風”與“大躍進”,助長了浮躁和論文造假之風。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有1年發表100多篇論文的;在自然科學領域有1年發表170多篇論文的。有的單位則規定一篇《自然》獎勵10萬,一篇SCI獎勵15萬。“高產風”如果能確保高質量本無可厚非,但據國際權威機構對SCI上中國學者每篇論文引用率的統計是5.1次,而國外同行每篇論文則是10.2次,正好是中國學者的1倍。資本具有摧毀一切的力量,在資本面前,學術規范與學術標準無疑是脆弱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援引英國經濟學家托·約·登寧的話來說明資本的力量。“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會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能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絞首的危險。”接著,馬克思總結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更何況,在高壓線的另一邊堆滿了黃金,而違規所付出的成本極低,簡直是無本萬利。試想,對基礎待遇并不高的科研或學術事業的從業者來說,在高壓線成為一根未通電的稻草的情況下,即使立場再堅定者,最后也有可能一個接一個的倒下去。久而久之,學術標準已被經濟標準和“斂財”能力所取代。

      (2)官學一體、管研不分異化了學術本真追求。

      在學術領域,學術與權力的結合使學術研究和評價帶上了濃厚的行政化色彩。就內部制度安排而言,這種向權力看齊的等級制度并沒有減弱而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得到加強。這種等級制做法無疑是在學術和科研領域強化了“等級”觀念。這與科研組織扁平化大趨勢無疑是背道而馳的。同時,官員和管理人員手中掌握了太多的資源、財富與機會的支配權,與內部的等級化一起有效地打擊和制約了學術界新生力量和后起之秀,引致向權力和權威看齊,異化了學術的本真追求。

      (3)向資本和權力看齊,忽視社會良知與需求。

      流行了多年的大學、科研院所競爭力排名已人所共知。仿佛學術成就、就業率全部是這些公務人員、行政人員、管理人員“計劃”、評比出來的。主管部、委、辦作為“履職性”行為本是件值得尊重的分內之事。但大家心知肚明,這是在決定公共“資本”投向。如此一來,正常的社會尊重就異化為對“鈔票與權力”的尊重。搞重點學科、玩“錦上添花”,人為加劇了資源配置的不平等,忽視了作為主管部、委、辦最根本的協整社會資源配置的基本職責,轉移了社會尊重的方向。

      (4)層層威逼利誘,助推“高產風”。

      在社會存在各種評比、排名、評獎的大環境下,沒有壓力的管理層肯定會被視為“不稱職”,而外在的壓力和利益誘致通過考核、考評、晉升機制最終“落實”到每一位一線科研人員頭上。現在一些單位的科研考核、考評機制的完善程度簡直可以編寫成一個個大典。而事實上,對科研人員而言,核心條款就那么三兩條。在“不產蛋,就滾蛋”的威逼,和各種評獎、獎勵的利誘下,尤其是在物價上漲,在職科研人員的工資性收入普遍處于“養家不足、糊口有余”的情況下,能坐得住、沉下心者有幾?片面的指責浮躁無疑是膚淺的。一些所謂“成功”的學者每年各種獎勵性收入是其工資性收入的幾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者亦有之。多年來,為學界同仁所倡導的同行評議、評價制度以及評獎機制,早已異化為學霸、學閥與部分主管官員的聯合私分制。浮財太多,造就的只能是索卡爾(Sokal,AlanD.)所批評的那種“忽視內在的邏輯相容性”,把自然科學理解為“文字游戲”,“理論詭辯能夠充當理論”之類的未入門徑、誤人子弟的浮學、學術大鱷以及所謂的“文化大師”或“學術名流”。

      總之,中國目前的學術失范、學術腐敗是獨具“中國模式”的制度性、社會化、系統化腐敗的一部分,是二階制度供給冗余,劣勝優汰,威逼利誘的必然結果。不難設想,若不存在層層的威逼利誘,已經在學界成為院士(即頂級科研人員),已經轉行從事行政甚至成為大學校長、大學副校長,還有必要冒身敗名裂、甚至是遺臭萬年的風險,去突破學術規范的底線么?

      5、學術腐敗的根治

      一有問題就從“人性”上找原因,是東方人的慣常思維。于是,爭論一番,炫耀一下學識、擴大點知名度、賺點口水費、然后就不了了之。“西方實踐的基點,不在于‘去人欲’,而是強調使用可操作的工具,依靠程序來規范路徑,從而達到效果。”要拯救學術規范,必須根治學術腐敗。要根治學術腐敗,必須從制度上下工夫。

      (1)官學、管研分離,歸其位、成其規。

      俗話說,無規矩,無以成方圓。尋求真知的路徑與規范性路徑具有互逆性。學術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學研究是“存同求異”。所謂的“求異”就是創新。它要求把既有共識知識和公共知識作為已有的背景知識存儲起來。有“異”之處才是一名學者與科學家的真正貢獻。而管理規范與行政規范在起點上就要求從共同訴求出發,著眼于整體利益,是典型的“求同存異”。在一個理性成熟的社會中,考核公務與管理人員的主要標準是履職,“履行了職務、盡到了責任”就足夠了;而權衡學者與科學家的水準不是看他繼承了什么、傳播了什么,更主要是看它在既有知識庫中增加或完善了哪些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新思想、新觀點、或新理論。官學、管研在目標定位上就截然相反。

      官學、管研“合作”以及評獎歷來是學術腐敗和誘發腐敗的重災區。長期以來,科研機構和教育機構“太行政中心、向權力看齊”的誘因何在?一些經費不菲的科研項目“發包方”與“承接方”原來是“一方”;一些大學和科研院所的行政領導甚至是自己給自己立項,拉圈圈幾個人一起做,然后參與評獎。所謂的科研經費,不過“是圈子里的游戲”。評獎也概莫能外,匿名評審只不過是形式。“學術不平等是學術危機的最大癥結”。說白了,科研機構、教育機構太“行政”不過是對這些部門掌握了太多資源的委婉說法。

      唯有各司其職、盡其責、歸其位、方能成其規。令人欣慰的是,在未來十年教育發展《綱要》與《高教法》中已明確采取了“去行政化”、“推進民主辦學”,積極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之舉措。但是,在科研領域不僅沒有大動作,而且還有愈演愈烈之勢。

      (2)資源配置下移,結束“高產風”、終止“大躍進”。

      當前,在科研院所、大學以及“清水衙門”那類行政機構,一名副廳局級公務人員的年工資性收入不過十二三萬,高級科研與教學人員的年工資性收入不過八九萬。眾所周知,我們的GDP總量已居世界第二,是很多國家的債權國,而近10年來物價飛漲是有目共睹的,可謂“國富民(公民)窮”。事實上,“國富民強”與“民富國強”是方向截然相反的兩條施政路線!國,只能強不能富。國強則意味社會制度約束力大,政令暢通、法令嚴明、依規而行;國富,浮財太多,必然導致上層糜爛。多年來,買官鬻爵、腐敗大案頻發就是佐證。民,只能富不能強。民富而知榮辱、懼法度。強民本意即所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老子》第74章),民強則意味維系社會正常運行的制度約束力喪失。因此,要從根本上遏止學術腐敗,結束“高產風”、終止“大躍進”,惟資源配置下沉,全面提高各級行政、管理人員、教師和科研人員的工資性收入,減少浮財,改善(公)民生,藏富于民,拉動有效內需。

      (3)廢止冗余的二階制度供給,解除威逼利誘。

      學術與科研最需要的是興趣和對所從事事業的熱愛。20世紀抗戰時期條件那么艱苦的情況下也走出了一大批“大師”。在當前的運行體制下,在各種評比、排名的威逼下,管理人員的確承載了一定壓力,在考核與各種利益的誘惑下,科研人員不急功近利就要被淘汰。因此,廢止劣勝優汰、逼良為娼的各種評比、排名、考評機制,解除管理人員與科研人員頭上的無形壓力勢在必行。事實上,學術成果自寄出后,科研工作就已結束。二階制度供給存在多余之處。但是在浮利太多,基本收入“只能糊口、不能養家”的情況下,爭取各種資源、獎勵無疑充滿了巨大誘惑。“考核、評獎”只能評出急功近利,評出各種獎勵性收入是其工資性收入的幾倍、幾十倍的學術“大鱷”;評不出達到諾貝爾獎水準的,更評不出能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大師”。因此,有必要精簡或廢止一些獎勵與評獎體制,從二階層面進一步壓縮腐敗空間。

      (4)遵循科研與人才成長規律,按規律辦事,避免“高產風”。

      要減弱資本的威力和權力干預對學術與科研體制的扭曲與危害,進一步消除急功近利和學術腐敗的誘因,尚需遵循科研與人才成長規律,按規律辦事。基礎研究,尤其是自然科學類的基礎研究周期長,成果轉化率在2%~3%之間。這表明即使是成功的基礎研究97%以上也是一種純粹的知識積累與創新。若急功近利只能制造一些嘩眾取寵的“熱點”。就自然科學而言,科學發現存在最佳年齡分布規律。據對科學史的統計研究表明:“杰出科學家做出重大貢獻的最佳年齡區在25~45歲之間,其最佳峰值年齡為37歲左右,而首次貢獻的最佳成名年齡為33歲左右。”45歲以后,迅速減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年齡偏大,主要是因為其理論、學說需要實踐來驗證,而實踐是需要時間的,不像自然科學那樣僅僅需要邏輯和科學實驗來檢驗。科研與人才成長規律表明:該職業存在“黃金期”,一旦過了“黃金期”取得有價值的成就相當困難。這就為科研和人才管理部門合理使用人才提供了依據,并在科研人員與管理人員之間建立相互理解。

      (5)尊重學術共同體的基本傳統,切實落實“以人為本”的治國方略。

      學術論文與專著,尤其是學術論文是學者的基本通行證。歷來,編書一直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工作。在自然科學領域,自歐幾里得因創立幾何學的公理化邏輯演繹體系而(非原創內容)永載史冊以來,因編書而永載史冊的幾無其二。原因在于,編的使命是保存、推廣或傳播已有學術成果。因資源配置和分配不公,浮財太多,尤其是一些行政主管部門領導的參與,編書時不時地成為一種風氣。這種狀況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比較多見。“學者型領導”概念的出現,扭曲了學術共同體的基本傳統,是“官本位”在學術領域泛濫的一種表現。更有甚者,一些學官利用職務之便為獲取某種榮譽、光環、財富等私利,冒違法、甚至是違憲的危險,去做比賄選更丑惡的、更惡劣“量身打造制度”。這種為個人撈取私利的做法已經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學術界亦概莫能外。

      總之,只有資源配置下沉、廢止冗余的二階制度供給、減少浮利、實行官學、管研分離,遵守科研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落實以人為本的治國理念,多管齊下、遏制學術腐敗,學術規范才能獲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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