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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學術造假師德的底線


      2014年04月16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教師不端國人無語

      9月4日,著名打假人士、學術打假網站新語絲創辦人方舟子發布微博稱,加拿大蒙特利爾心臟病研究所藥學系教授,我國第四批“千人計劃”入選者,現任哈爾濱醫科大學藥學院心血管藥物研究所所長的王志國因2篇論文造假,被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心臟病研究所關閉實驗室。

      據蒙特利爾大學心臟病研究所官方網站消息,該研究所主任Tardif博士在9月2日召開的記者會上介紹,王志國2篇已公開發表的論文被相關期刊撤銷,經嚴密調查,專家委員會認定王志國違背研究所的科研倫理標準及其自身作為研究者的職責,研究所對此作出了免去其科研權力及研究者身份、關閉實驗室、同時撤銷另外3篇已發表論文的處理決定。而據加拿大廣播公司(CBC)9月2日報道,王志國此前已獲加拿大聯邦政府、相關科研機構及協會數百萬美元科研經費,調查結果公布后,相關機構已凍結經費,并永久取消其資助資格。國內學術界對他的態度,目前尚不明確。

      然而,輿論并沒有為這消息太過嘩然。不知從什么時候起,高校教師的不端行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讓歷來尊師重教的國人倍感無語。

      ——今年8月,北大一已婚男教授與一位云南女孩在麗江邂逅并發展為情人關系,之后兩年中,女孩多次應這名教授要求來京幽會,該教授曾承諾幫助女孩上北大讀書,但未成功。4月21日,女孩以曝光情人關系要挾,向該教授索要30萬元。于是教授報警,女孩因涉嫌敲詐勒索罪被檢察機關批捕。對此,北大宣傳部表示該教師已被停止教師工作,解除教師職務,但沒有對外公布其姓名和院系。

      ——2010年3月21日,西安交通大學作出決定:鑒于該校教授、長江學者李連生嚴重學術不端行為,取消其教授職務,并解除其教師聘用合同。從2007年12月開始,西安交大陳永江等6位老教授就開始實名舉報李連生在申報“往復式壓縮機及其系統的理論研究、關鍵技術及系列產品開發”獲獎項目中存在造假、侵占他人學術成果進行拼湊和包裝等嚴重學術不端問題,但在舉報過程中遭遇了各種阻力,《焦點訪談》節目曾對這一事件作過報道。

      ——2010年1月9日和12日,國際權威學術雜志《柳葉刀》和《自然》分別以社論的形式對中國的學術誠信提出一定程度上的質疑,原因是2009年12月井岡山大學講師鐘華、劉濤被國際學術期刊《晶體學報》指出至少有70篇發表在該報的論文中存在數據造假行為。

      這些個案讓人深思,一直為人們所尊敬的教師群體,為什么會隨著所謂“世風日下”的濁流,一點點墮落?

      學術造假道德下滑考核偏頗管理失誤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在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面前,高校管理者和教師恐怕還要進行自我考問:現在的老師怎么變成這樣了。

      “高校教師兼有教師和學者的雙重身份,老師的不端行為一方面是師德下滑,另一方面是學者道德下滑,這是比較可怕的。”方舟子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教師作為靈魂工程師要教書育人,學者要秉持學術的良心追求真理,這些人如果變得敗壞,就說明社會已經非常腐敗,連基本的底線都沒有。”

      高校教師各種不端行為的產生,有個人修養的原因,但更深層的因素,在于教學評價體制和社會風氣的影響。

      英國《自然》雜志在2010年1月12日的社論《中國科研,發表還是出局》(PublishorPerishinChina)中提出,“中國學術評價體系存在問題,這一體系過于強調發表論文。”事實上,PublishorPerish是一種學術制度,源于上世紀50年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并非中國特色。它與美國的終身教職制度(tenure-track)相結合,為了當上tenure,大學教師面臨著持續不斷地發表論文的壓力,而這也是維系創新活力的重要推動力。這種制度面臨的爭議是,制度所產生的壓力有利于年輕學者集中精力進行科研創新;但同時,它會讓學者更關心發表論文,而不是科研項目本身,同時也會減少學者用于教學的時間和精力。

      “中國大學經常會對發表論文給予現金、住房等形式的獎勵,而且這種發表論文的壓力正與日俱增。”文章同時指出,中國學術界急功近利的想法、官僚干預等,都是學術造假的原因所在。方舟子也認為,高校教師的不端行為,一方面是體制造成的,高校的盲目擴招,以及評估體系的不合理,使教育變成了盈利的產業,以論文的發表數量來衡量學術水平,逼迫一些人去造假;另外一方面,整個社會風氣過分地商業化,過分地追求功利,也會對高校以及教師的心態產生負面影響。

      “學術不端行為的很大一個原因,是高校管理方式、方法的錯誤。對教師來說,管理考核評價的機制正確與否,將影響到教師的行為。”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目前,管理和評價都由學校行政機構主導,行政領導按照他們制定的指標體系對教師進行考核評價。這類考評體系有兩大危害:一、使大學的辦學定位和教育出現問題,現在的大學考核指標關注教師的學術研究,包括論文、課題、經費、專利等,而教學只算工作量,這導致教師精力向學術研究傾斜,教學不受重視,質量下滑;二、考評體系不合理,過分強調論文數量,促使人急功近利,教授以論文、課題經費來兌現工資,無法讓他們安心于自己想做的研究。所以這些年來很多論文被指為垃圾論文,很多‘學術成果’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另外,由于這些論文、專利已經作為創辦一流學校的重要指標,所以,在辦學過程中,一些學術不端行為也會被縱容,因為這些學術不端行為服務于這一評價體系,造假、抄襲的論文可以增加論文數量。出現學術不端行為,學校往往不會進行嚴格調查。”

      法有規定校有規矩雖有約束仍顯乏力

      為遏制學術不端行為,相關部門和高校都已采取了一些措施。

      在我國,對教師的管理,大體是由國家指導,各高校內部具體執行的。針對學術不端等問題,科技部制定的科技進步法修訂草案于2007年經國務院第184次常務會議討論通過,規定科技人員需建立誠信檔案,明確了對學術造假的處罰辦法。教育部于2009年3月發布了《關于嚴肅處理高等學校學術不端行為的通知》,提出“高等學校黨委和行政部門要根據學術不端行為的性質和情節輕重,依照法律法規及有關規定對學術不端行為人給予警告直至開除等行政處分;觸犯國家法律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對于其所從事的學術工作,可采取暫停、終止科研項目并追繳已撥付的項目經費、取消其獲得的學術獎勵和學術榮譽,以及在一定期限內取消其申請科研項目和學術獎勵資格等處理措施。查處結果要在一定范圍內公開,接受群眾監督”。同時,成立了學風建設協調小組,應用了“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

      各高校在對教師的管理上,也都出臺了一些規定。如清華大學公布的《清華大學關于處理學術不端行為的暫行辦法》(試行),注明了對學術不端行為的界定范圍、受理辦法等。記者曾聯系幾所著名高校的相關負責人,請他們介紹本校的教師管理方式,但截至發稿時尚沒有人接受采訪。上述舉措并沒有對學術不端的行為產生太大的約束力,方舟子認為,國內沒有規范的渠道接受舉報,進行調查,作出處理,并且一旦涉及到地位較高的院士、校長等公眾人物,校方本身的監管會非常受限制。

      在《焦點訪談》中,舉報李連生的陳永江教授說,校領導甚至坦言“現在高校弄虛作假成風,你們不要大驚小怪”。

      “按教育部規定,學術造假由本校學術委員會處理,涉及到校領導等學術委員會無法處理的情況,應該由教育部出面進行調查,但是沒有看到教育部學風建設協調小組處理過這類事件。”方舟子指出,院士或者校領導的地位比較高,掌握的學術資源比較多,調查處理他們對學校是一種損失,所以靠學校本身監管不夠,應該由國家級的機構進行管理。

      “現代大學的核心應該是‘自主辦學、學術自治、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是非常嚴密的對教育事務、學術的處理流程,也就是要求教育本位和學術本位,而不是行政至上。”熊丙奇指出,我國高校對學術不端的處理,都是行政在主導,沒有一個獨立的學術委員會進行調查、聽證、處理甚至聽取當事人的申訴。

      高校內部自我管理的難以制衡、行政主導辦學的不利影響,是我國在管理層面上對學術不端無法遏制的重要原因。

      而在國外,不少監管學術不端的有力措施值得比照與借鑒。

      美國政府于1992年成立的“科研道德建設辦公室”是最重要的防治學術不端行為的官方機構,學術不端行為一經認定,造假者在一定年限內將不得參與任何由美國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造假者的身份信息還將在網上公示。學術不端的調查和處理也遵循法律上的分離和制衡原則,以確保程序和結果的公正,其中的程序是:誠信官員負責評估,但不直接干預調查;同行的專家參加查詢,但是一般不參加正式調查;正式調查由同行專家進行,但調查結果出來后,沒有參加調查的監察官員和裁決官員才能作出是否行為不端的結論;裁決結果出來后,還有獨立的上訴和聽證。一個重要的原則是,盡管參與查詢與調查的專家都是同行,但都不能存在利益沖突。

      在德國,由于強調學術自治這一憲法權利,政府沒有成立專門的防治學術不端行為的行政機構,而是由學術機構自身來管理。學術造假行為不僅會受到各學術部門的紀律處分,還將受到法律的制裁,相關的司法條文不僅涉及民法,情節嚴重的還要動用刑法。

      敬業修身為世楷模端正風氣守護師德

      在高校教師的種種不容樂觀的行為背后,現代意義上的師德究竟該怎么定義?遙想傳統文化里,中國人的尊崇對象有五:天地君親師。天地為宇宙之至尊,君王為政治社會之至尊,父母為家庭之至尊,教師則為文化教育之至尊。“師者,人之模范也”,揚雄此語,定論了教師的身份。作為傳道授業解惑、以培養學生精神生命為己任的教師,自身必須有超出常人的師道師德,才堪為模范。

      孔子被尊為至圣先師,《論語》中所載他的言行無不體現著高尚的情懷。《為政》篇中人人耳熟能詳的句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更是在坦誠地表明一種學術和人生的態度,在孔子看來,誠信是教給學生為人處世的基本準則,在教師身上,這應當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品質。數千年之后,師德的崇高性被淡化為“教師的職業道德”,且這職業道德,似乎在一部分人那里仍有慢慢退守的趨勢,直逼底線。

      “搞學術研究,不能造假不能抄襲不能有違規行為,這是底線,作為教師,應該用職業人的態度對待教育,我們不要求師德高尚,而是至少要對得起教師這份職業,要提供給學生貨真價實而不是缺斤短兩的教育。”熊丙奇認為,現在有些教育影響學生的人格健全身心健康,不少大學信奉“成功學”,引導學生不擇手段追求成功,這些實質是反教育。

      “現在的師德已經在底線以下,能保住底線的已經是好老師了。”熊丙奇感嘆。但是他指出,不能過多責備教師的師德淪喪,需要看到目前教師的職業規范由行政制定,因為在行政下沒法體現職業的屬性,如果教師能把教師當成職業,那他們會做他們應該做的事情,而不是被一些非職業的事務折騰。

      方舟子則指出,“挽救師德的很重要一點,就是要有一些制度化的建設,包括改變不合理的體制的弊端,建立有效的監督的機制,包括行政部門、政府的監督,還有輿論的監督。另外要做的是改變社會風氣,當然這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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