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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絡學術打假與學術共同體建設


      2014年04月16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方舟子遇襲與肖傳國的被捕將學術界反腐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是網絡學術打假的功勞。網絡克服了傳統媒體與舉報制度的諸多障礙,以“新聞事件”的形式將學術造假行為公之于眾,并借助當事人及其支持者的積極互動,進行“虛擬審判”,形成強大的網上輿論,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對學術造假者的處理。在此過程中,作為對學術成果負有審查與評價責任的學術共同體,暴露出的腐敗與失職行為,嚴重損害了其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作為“社會的良心”,學術共同體如何加強自身建設,重塑自我,渡過信任危機?網絡學術打假給我們的啟示是:建立一個基于信息公開與公眾廣泛參與基礎上的監督機制。

      方舟子是個備受爭議的人,2010年8月29日的遇襲則使他獲得了更多的同情與支持———畢竟學術界還難以接受如此赤裸裸的暴行。盡管如此,肖傳國被抓仍然使學術界尷尬。因為肖傳國不僅是學術界中人,而且還是其中的佼佼者[1],要不是方舟子“作梗”,還差一點當選為中科院院士。學術打假不是方舟子的專利,但創辦第一個中文學術打假網站(“立此存照”,2000年)的是方舟子。正是因為網絡,它所具備的不同于傳統媒體的開放性、全球性、交互性、便捷性等特點,放大了方舟子的一己之力,中國學術界的一些假丑惡現象得以直露于公眾視野。從履歷造假,到論文抄襲、團隊作弊,從普通教授,到長江學者、兩院院士,學術界屢受打擊,傷痕累累。公眾關注學術造假,除了對腐敗的痛恨和對象牙塔內部的獵奇心理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社會背景:他們為高等教育投入太多,有高額的學費,更有寄托著家庭希望的未成年子女。

      公眾的持續關注形成了輿論壓力,加上一些正直學者的積極參與,學術打假形成了一定的氣勢與規模。譬如,繼方舟子個人打假網站之后,楊玉圣創辦的“學術批評網”,人民網下的“學術打假與規范”,中國知網開發的“學術不端文獻檢測系統”,科技部出臺的《國家科技計劃實施中科研不端行為處理辦法(試行)》、教育部成立的學風建設協調小組等。最為重要的是學者們自我維權意識增強,檢舉揭發踴躍,一大批學術造假行為得到了嚴肅處理。這場由個人、民間發起的學術反腐運動之所以有所建樹,不能不歸功于“網絡”這一時代新寵。

      一、學術造假如何成為“新聞事件”?———網絡克服了傳統舉報的制度障礙

      人們之所以熱衷網絡舉報,正是因為傳統舉報渠道不暢通。傳統舉報最大的弊端就是暗箱操作———整個處理過程都是在你毫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比如,舉報信是否得到受理?受理后能否進行公正的調查?如何避免“家丑不外揚”的護短行為?舉報人信息能否得到有效保護?等等。其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問題,都會使舉報前功盡棄,甚至舉報者反受被舉報人的打擊報復。現實的案例不斷告訴我們,這些環節出問題是經常的。

      一個典型例子,陜西漢中市公安局漢臺分局黨委委員、紀檢委書記劉繼全多次向上級反映、舉報,均無效果。寫給上級的舉報信,也總是原封不動地返回到他自己手中。最后沒辦法只好也上網舉報。[2]一個紀委書記的遭遇竟然如此,何況普通百姓?這里有官僚主義在作祟,也有官官相護的制度弊端,而這些行為正是建立在對舉報的處理暗箱操作的基礎之上的。正因如此,一些上訪者不得不以進京、自殘、自焚等極端形式來吸引公眾注意,讓媒體曝光,以達成目的。但傳統媒體(報紙、電視、廣播)由于管理體制的原因,對負面新聞的報道有嚴格的限制,尤其是一些地方性媒體“維護地方形象”永遠是第一位的,很難進行真正的批評與監督。

      網絡媒體的興起,改變了游戲規則,它所具有的開放性、全球性、迅捷性等特點,使舉報輕松地跨越了傳統舉報制度的障礙,直接以“新聞”的形式第一時間向公眾展示,向全世界傳播。方舟子的“新語絲”網站之所以受到很多舉報者的青睞,正是因為網站能較少受人為因素干擾,能及時展示舉報內容,而且不受時空限制迅速傳播。網絡舉報成為“新聞”之后,隨著關注的人越來越多,影響會越來越大,成為一個不得不處理的“新聞事件”。這也是網絡時代“公民新聞”的典型表現。“公民新聞”又稱“參與式新聞”,指以往沒有機會參與媒體專業運作的普通人,在搜集、報道、分析和散布新聞和信息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涵蓋了包括博客、維客、播客以及公民網等多種網絡新媒體形式。“公民新聞”所具備的輿論影響力,即拉莫爾所說的“第五種權力”,對當事人及其相關責任部門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往往很快促成事情的解決。

      以“漢芯造假案”為例:2006年1月17日,一舉報人在網上指責中國首款自主知識產權高端DSP芯片———“漢芯一號”發明人陳進弄虛作假,將從美國進口來的芯片加上了漢芯字樣的標志,騙取國家上億元無償撥款。由于事關重大,立刻引起公眾高度關注,各大紙媒也相繼跟進報道。上海交大十分重視,立即對有關情況進行了初步調查,考慮到問題的嚴肅性和復雜性,隨即請求國家權威部門對事件進行深入全面調查。2006年1月28日,科技部、教育部和上海市政府成立專家調查組并開始工作。5月12日上海交大宣布撤其院長和教授職,解除聘用。科技部、教育部、發改委同時追繳其經費,終止項目執行資格;撤銷其“長江學者”稱號,取消政府特殊津貼,追繳相應撥款;國家發展改革委決定終止陳進負責的高技術產業化項目的執行,追繳相關經費。

      二、網絡學術打假打出了誰之罪?———學術共同體的信任危機

      網絡有別于傳統媒體的另一個重要特征,便是交互性。網絡的開放性消除了參與者的身份限制,網絡的交互性則使每一個參與者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傳播者。在學術打假過程中,對學術造假的舉報并不一定能夠及時地引起相關責任單位或管理部門的重視,有時是因為證據不充分,有時則是有意保持沉默,不作為。這里既有“家丑不外揚”的心理,也有維護小集團利益的需要。再加上對學術造假的甄別需要較高的專業知識,公眾往往一時難以辨別真偽。這時,雙方當事人及其支持者們為自證清白,或駁倒對方,積極“互動”,從檢舉,到取證,到雙方辯論,網絡承擔起了“查明”真相的職責。網絡如同“虛擬法庭”,對當事雙方進行“審判”。

      媒體本來的功能是監督,不應干預司法,形成“媒體審判”,或“媒體暴力”,不過,當司法不作為,或顯失公允時,“媒體審判”顯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以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劉輝“造假”案為例:2005年11月23日,方舟子根據舉報在“新語絲”刊文《清華大學醫學院院長助理劉輝教授如此偽造論文發表記錄》,對劉輝履歷及論文造假一事質疑。隨后數日,Conker,clouday等相繼對此事予以確認,或提出新的“造假”證據。當劉輝辯解是“圖書館索引工作出現失誤”,清華大學醫學院以網頁管理不夠細致,僅對劉輝進行教育、批評時,大量針對清華大學的批評不斷涌現。在網上輿論的壓力下,加上傳統媒體的紛紛跟進,清華大學不得不于2006年3月10日作出決定:撤銷劉輝清華大學教授職務,解除與劉輝的聘任合同。

      正是在網絡這一“虛擬法庭”上,學術造假的“源頭”浮現出來———學術共同體的腐敗和失職。學術共同體,廣義上是指整個從事學術研究活動的科研人員,狹義上是指在某個具體專業領域有較高學術水平的專家學者,即“同行專家”。他們或組成有形的機構、組織,如各種學術委員會、專業性協會等等;或形成松散的學派、圈子。學術共同體除了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培養專業技術人才之外,另一個重要的職能便是對本專業領域的學術研究及其成果進行審查與評價。當前的學術打假過程中,由于學術問題的專業性,普通公眾很難甄別真假優劣。因此,學術共同體有責任,也有義務對當前的學術爭論做出評判。但網絡學術打假過程中學術共同體的糟糕表現,嚴重損害了自身的公信力。

      其一,在學術造假過程中,未能盡到嚴格審查,科學評價,涉嫌腐敗。除一些履歷造假、論文抄襲者屬于個人行為外,很多學術造假源自于學術共同體的失職或縱容,甚至有共同作弊之嫌。以肖傳國案為例:“肖氏手術”之所以能通過成果鑒定,與肖傳國的研究生導師的“幫助”有很大關系;“肖氏手術”能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則與醫院、學校的大力“支持”分不開。其二,在學術打假過程中,學術共同體未能及時介入、開展公正的調查,給相關當事人一個評判,給公眾一個滿意的解釋,涉嫌瀆職。以汪暉涉嫌抄襲事件為例,自2010年3月10日王彬彬發文批評汪暉抄襲以來,很長的一段時間,汪暉所在單位清華大學以及授予他博士學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都保持沉默。這種沉默不僅無益事情的解決,反而引起更多的猜測與誤解,對當事雙方都造成傷害,同時學術共同體的公信力受到公眾的強烈質疑。

      三、靠什么來拯救“社會的良心”?———大力推進公眾參與的網絡監督

      學術共同體所曝露出來的問題,其形成并非一朝一夕,有著深刻的歷史文化與社會背景:一方面傳統文化中“學(研)而優則仕”的官本位思想在很多學者心中根深蒂固,扭曲了他們追求真理的理想與信念;另一方面,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浪潮下的“拜金主義”與“享樂思想”,從商場到政府,逐漸蔓延到學術界,腐蝕了學者們甘于寂寞的獻身精神。如果說知識分子是“社會的良心”,那么在當今的知識經濟時代,學術共同體顯然不僅僅是“社會的良心”,還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站”,科技進步的“助推器”。那么,靠什么來拯救我們的學術共同體———“社會的良心”?

      在廉政建設中,有制度反腐一說。學術打假過程中確實暴露了很多制度漏洞與弊端,比如以科研成果的數量來評價人的學術水平,以論文發表刊物的級別來評價科研成果的質量,行政權力壟斷學術資源等等。這是我們應當重視與改革的地方,但學術打假中暴露出來更多的還是制度都有,但形同虛設,也就是說“制度”管不住“人”的問題。比較有代表性的便是某教授被舉報有學術不端行為,但作為對此人學術成果的評定負有直接責任的高校學術委員會長時間保持沉默。汪暉事件、肖傳國事件,還有武漢大學的周葉中事件,南京財經大學沈木珠事件等,都是如此,置身事外,不作為成普遍現象。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制度終究要人來執行。

      因此,又有加強思想政治品德教育,從源頭上鏟除腐敗一說。但歷史的經驗反復告訴我們,“人”不可能“皆為堯舜”,“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有很多弱點,受著環境的影響,手握權力,“人”是需要監督的,也是必須要加以監督的。關鍵是: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監督?

      有效監督的前提有二:一是信息公開,二是公眾參與,二者缺一不可。信息公開了,監督才能有理有據,公眾參與了,監督才能公平公正。高校與科研院所都有內部的監督機構與組織,但由于信息不公開,常常暗箱操作,容易被權勢者左右。傳統媒體的外部監督,常常因為難以獲得充分的信息而難以實施;即便有了知情者的舉報,掌握了足夠的信息,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制約,能不能及時、全面地公開發布也還是一個問題。就廣大公眾而言,既無法了解內情,又沒有參與的渠道,監督自然是紙上談兵。

      只有網絡,其所具備的開放性、公開性、全球性、交互性、迅捷性特點,將信息公開與廣泛的公眾參與結合在了一起,從官員腐敗到學者造假,網絡監督的效力不斷增強,影響日漸深廣,“互聯網正從‘虛擬空間’成為現實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預見,網絡媒體將成為公民政治參與的重要渠道,成為社會現代民主進程的重要助推力量。因此,對網絡學術打假,不但不能因為其存有不規范、不理性的缺失而妄加鉗制,而且還要積極引導、大力發揚。相關管理部門,應充分利用網絡平臺將學術成果的評定,課題申報的審核,專家學者的聘任等信息及時、全面、準確地公開公示,為公眾規范有序地參與監督提供技術、政策與法律上的支持與保障,從而在整個學術共同體內營造出一個邪不壓正的清廉誠信的學術氛圍,培養出越來越多的品正德高的優秀學者。反過來,有了品正德高的優秀學者,清廉誠信的學術研究氛圍,有了“人人都來監督”的公眾參與熱情與機制,也就能不斷地促進制度的完善,確保制度的執行。這是網絡學術打假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也是學術共同體加強自身建設,重塑自身形象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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