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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學術腐敗的經濟學思考


      2014年04月20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學術與腐敗,原本涇渭分明、雅俗不容、黑白兩道。但一個時期以來,某些學術領域的不正之風愈演愈烈,抄襲剽竊、代筆代考、偽造數據、偽造學歷、虛假鑒定、權學錢學交易等學術腐敗現象仍時有發生,屢禁不絕。如果我們不能在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過程中有效根除學術腐敗,披著“學術”面紗的腐敗現象就會嚴重貶損學術的崇高,影響科學精神的培養,具有惡性示范效應,會導致整個社會道德水準和國家科技競爭能力的下降。從理論上對學術腐敗現象的形成機理進行深刻分析,探討切實可行的解決思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十分重要而迫切的課題。

      一、對學術腐敗成因的經濟學考察

      以美國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1976年出版《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一書為標志,經濟學已經發展到了廣義化階段。經濟學研究的領域幾乎囊括了人類的全部行為,從結婚到離婚,從生育到教育,從歧視行為到利他主義,從政治選舉到違法犯罪,不一而足。貝克爾也因此獲得了199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廣義經濟學研究由于“擴張”、“侵略”和“霸占”了許多非經濟學的領地,而被戲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經濟學的廣義化被認為是人類思想史上的一場深刻的革命,它表明經濟學可以用來從根本上理性地分析人類的一切行為和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

      廣義經濟學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其實都蘊含著效用最大化的經濟性動機,都可以運用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來加以研究和說明。“經濟”一詞的本義,無非是用盡量低的成本換取盡量高的收益。當然,這種成本和收益既可以是貨幣的或物質的,也可以是心理的或精神的,而后者也是可以通過微觀經濟學的“消費者均衡分析”方法來進行貨幣度量的。

      廣義經濟學為我們研究學術腐敗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和新的思路。從廣義經濟學的角度看,學術腐敗實際上也是一種“經濟活動”。學術腐敗者有著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他之所以敢于違反法紀,不是因為他是法盲(學術腐敗者往往是精通法紀、善于利用法紀盲點逃避制裁的“專家”),而是因為他預期的學術腐敗收益大于學術腐敗成本,是高效益的行為。只要稍加分析,我們就會發現,學術腐敗行為往往都是在學術腐敗者清楚地知道其行為的法律后果的情況下發生的,他們往往有意無意地行過“學術腐敗可行性分析”或“效益評估”。學術腐敗發生后,被發現的可能性(即案發概率,也是學術腐敗這種“經濟活動”的風險程度)有多大;如果被發現,能否通過關系或私下交易逃避懲罰;如果被懲罰,將受到什么程度的懲罰,能否以“道德處分”代替法紀處分,能否以罰代刑;可行性分析的結果決定著行為的選擇。如果預期代價即“學術腐敗成本”很低,預期收益很大,就可能選擇學術腐敗。“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毋庸置疑,每個人都在努力追求自身精神和物質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一個人可以通過學術腐敗行為得到比從事嚴格規范的學術活動還要多的純收益,那么就意味著社會為學術腐敗的滋生提供了適宜的制度基礎,某些不學無術的“學者”就很容易墮落成為學術腐敗者。

      總之,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學術腐敗大量存在,與其高效益密切相關;學術腐敗有利甚至有暴利可圖,是造成學術腐敗禁而不止、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二、對學術腐敗的效益分析

      “效益”是一個經濟學概念,指投入與產出即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一項活動的收益越高,成本越低,則效益越好,人們就越是樂此不疲,趨之若鶩。目前大量存在的學術腐敗現象,恰恰具有這種高收益、低成本的高效益性。

      1.學術腐敗收益分析。學術腐敗者從學術腐敗活動中必然會得到一定的“好處”或“收益”,如稿費、課題費、提職晉升、工資福利、住房用車等物質或貨幣收益,以及學術榮譽、社會地位等心理效用,且往往是名利雙收。這都是學術腐敗的收益。

      2.學術腐敗成本分析。學術腐敗者的腐敗成本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學術腐敗直接成本。即在實施學術腐敗行為的過程中直接由學術腐敗者支付的成本,包括抄襲文印費、代考代筆傭金、錢學交易經費等方面的開支和心理負擔方面的代價。二是學術腐敗機會成本。因為一個人花費一定的時間、精力和資金從事某種學術腐敗活動,便不再有機會將這些資源用于嚴格規范的治學或其他合法活動,由此所自動放棄的合法活動的可能純收益,或者說不搞學術腐敗而從事合法守紀活動可得到的純收益,即為學術腐敗的機會成本。三是學術腐敗受懲成本。即學術腐敗行為被揭露或被判處法紀和學術處分對學術腐敗者所造成的物質和精神損失。主要包括:(1)直接的經濟性處罰,如《著作權法》規定的賠償損失,沒收違法所得,罰款、沒收、銷毀侵權復制品及工具材料等;(2)通過剝奪、限制學術腐敗者的某些權益、承擔法定義務而使其受到損失,如《刑法》規定的剝奪公民權利,《著作權法》規定的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學術機構或行政機關規定的學術“封殺”、取消榮譽和學術稱號、職業或學術活動限制等;(3)通過剝奪、限制學術腐敗者的自由時間而使其受到損失,如《刑法》規定的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4)由上述各種懲罰所引起的學術腐敗者的名譽和精神損失。當然,這些可能的受懲成本能否變成現實的學術腐敗成本,還取決于司法、紀檢監察、版權行政管理等機關和學術機構的查處概率(對學術腐敗者來說,則是其學術腐敗風險)。

      3.學術腐敗效益分析。學術腐敗效益可用學術腐敗純收益額或學術腐敗純收益率來表示,前者為學術腐敗收益扣除學術腐敗成本后的差額,后者為學術腐敗純收益額與學術腐敗成本的比值。

      三、學術腐敗的根治之策

      中國有句古訓:治亂世須用重典。在學術腐敗現象大量存在的時期、地方或領域,如果對學術腐敗打擊不力,使學術腐敗變成一種有極高效益的經營性行為,就會助長學術腐敗。從經濟學角度看,加大學術腐敗成本,從而使學術腐敗變得無利可圖以至徹底破產,是有效遏制學術腐敗的治本之策。實際上,這與小平同志倡導的“嚴打”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某些嚴重學術腐敗本身就是違法犯罪行為。那么,提高學術腐敗成本應從何處下手呢?

      我們已經知道,影響學術腐敗成本高低的因素有四個。“學術腐敗直接成本”幾乎是一個常量,又微不足道,且由學術腐敗者自己控制,是不大可能由外力來“提高”的。提高“學術腐敗機會成本”,意味著要提高科技人員合法的收入水平,提供更多的創收機會。這對于抑制學術腐敗的作用畢竟間接而有限,且短期內學術腐敗機會成本仍將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常量,所以也不應成為我們提高學術腐敗成本的主攻點。進一步的分析表明:提高學術腐敗成本,主要應從提高查處概率和受懲成本兩個方面著手,即加大對學術腐敗的打擊廣度和力度。

      (一)提高對學術腐敗的查處率,增強反學術腐敗的廣度

      提高對學術腐敗的查處率,增強反學術腐敗的廣度,是有效打擊學術腐敗的重要一環,也是給學術腐敗者以“從嚴處理”的必要前提。遺憾的是,目前學術腐敗現象較多,但受到嚴處的學術腐敗者總的來看還是寥寥無幾,也就是說,對學術腐敗的打擊廣度不夠。由于對學術腐敗的查處率較低,造成學術腐敗的風險不大,學術腐敗者的“風險意識”淡薄。反學術腐敗廣度不夠,還會造成學術腐敗合理化甚至合法化的嚴重后果。這是因為人們的是非觀念無非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明確的法紀規定,二是大多數人的行為取向。如果許多人都這樣做而不受法紀的懲處,那就意味著法紀對這件事情的默認和許可,這樣的事情就是合理合法的。在目前的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可以看到這樣的情形:某些學術腐敗行為,如抄襲、考試作弊、偽造文憑等,由于很多人都在做,而且長期沒有得到有效查處,似乎就有了正當性,不受查處似乎理所當然,再對其進行懲罰反倒顯得小題大做。

      因此,通過加大對反學術腐敗工作的人力財力物力支持,利用現代信息手段,廣泛開展學術打假,做到學術腐敗必究,消除學術腐敗者的僥幸心理,是當前我們抑制學術腐敗的當務之急。

      (二)提高學術腐敗受懲成本,加大反學術腐敗的力度

      提高學術腐敗受懲成本,加大反學術腐敗的力度,是提高學術腐敗成本的最有效途徑。從理論上說,當對所有已發生的學術腐敗行為的查處率達到100%時,便可基本消除學術腐敗現象。但是,提高查處率需要增加大量的社會成本,如需要增加版權行政管理和司法機關的人員數量,增加辦案經費,動員全民參與等。貝克爾的廣義經濟學研究已經證明,在司法實踐中,當破案率達到一定水平后,進一步提高破案率所增加的社會成本,會超過對犯罪懲罰所帶來的社會收益,使破案率的過度提高變得得不償失。而提高學術腐敗者的受懲成本,不僅操作起來比較便捷,且幾乎不增加任何社會成本。因此,通過提高學術腐敗成本抑制學術腐敗,最便捷有效的途徑是提高學術腐敗的受懲成本。但是,筆者認為,長期以來我們對學術腐敗的打擊力度是不夠的,道德、紀律處分多,法律、刑事處分少,不少學術腐敗問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學術腐敗者往往“難受一陣子,舒服一輩子”,有恃無恐,其受懲成本是很低的。增強對學術腐敗的打擊力度,加大其受懲成本,即依照法紀和學術規范從重從快給學術腐敗者以嚴肅處理,是遏制和消除學術腐敗現象的必要選擇。

      學術腐敗問題既是一個道德和法律問題,又是一個經濟問題。從經濟學角度認識學術腐敗問題,探討消除學術腐敗的新思路,對于我們提高全民科學文化素質,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黨風和廉政建設,不無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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