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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造健康學術批評環境,完善學術不端懲處機制


      2014年04月22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進入新世紀以來,學術批評網在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術網站中是一面值得敬佩和學習的旗幟,也是堅持不渝地推進健康學術批評、抨擊學術不端現象、呼吁健全學術規范的一個典范。自2001年3月15日創辦算起,十年來學術批評網經歷了常人難以忍受的風風雨雨,但楊玉圣一直堅持純潔學術環境、不怕威脅、不懼中傷、不顧誤解,無私無畏,沒有退卻,絕不動搖。楊玉圣在贏得了越來越多正直學者的支持、理解、崇敬的同時,又為某些人所嫉恨,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千方百計地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和污蔑造謠;他也從中受到錘煉,越來越穩重和成熟。

      一、開展健康的學術批評,貴在堅持,鍥而不舍

      在學術批評網開通50天之際,我在《學術為公實事求是———學術批評的生命線》中寫道:“學術批評網自2001年3月15日開通以來,到今天,剛剛50天。”“時下關注學術批評的人越來越多了。”“由一個年輕學者主持的如此專業的學術網站,為什么會在短期內得到這樣迅速的發展呢?從客觀條件來看,一是學術界值得評論的問題實在很多,而傳統媒體能夠提供的評論空間又實在太少。二是網上評論的高效快捷方式和學術自由空間,是其他評論載體所不能取代的。”

      “從主觀上講,一是和楊玉圣先生多年來對學術批評情有獨鐘并以實話實說享譽學界有關。二是這個網站堅持了實事求是、學術為公的精神追求。三是學術界的許多有識之士對學術批評網給予了寶貴的支持。四是與廣大網友的熱心支持密不可分。五是楊玉圣先生本人的巨大努力。據我所知,自學術批評網開通以來,他幾乎把全部的業余時間都傾注到了學術批評網的建設上,即使是周末、節假日也不例外。”

      在學術批評網創辦一周年時,筆者撰文《學術批評應當成為學界中人的共同事業———寫在學術批評網開通一周年之際》,在談到涉及學術抄襲剽竊事件時強調:“對于涉及學術抄襲剽竊事件和其他學術腐敗現象,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嚴肅而認真地對待,既不能人為夸大,也不能視而不見。目前的情況還是視而不見遠遠多于人為夸大,尤其是出于各種非學術因素的干擾,那些單位、部門、地方、團體利益的各種保護主義的干擾現象值得高度警惕。學術批評不是行政監管,也無權取代行政監管。行政監管不應干預學術批評,尤其是不應不適當地干預包括電視電臺和報刊媒體在內的輿論監督。宣傳守紀律,但學術要自由。那種出于某種需要而對新聞媒體施加不當影響、干擾輿論監督的做法,并不是正常現象。”同時,我也指出“這個網還很年輕,剛剛一歲,需要網友們共同來呵護好這一來之不易的學術家園。網主楊玉圣不爭名,不圖利,自己貼錢辦網站,“賠本招挨罵”,用自己的言行實踐了學術為公、實事求是的承諾,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有人突出強調了楊玉圣的“學術打假”。其實,把學術批評簡單地等同于“學術打假”,并不合適。他本人多年從事美國史、世界近代史、史學評論的教學和研究,成績斐然,他的許多書評以及關于學術規范、學風建設的文章,恐怕都不能歸納為“學術打假”。學術批評網的不少欄目和許多學術爭鳴文章,也同樣不屬于“學術打假”。據我觀察,學術批評網不是“學術打假”網。楊玉圣是學術批評的先鋒。

      從學術的本來意義上開展學術批評與反批評,返樸歸真,回歸常識和理性,這可以說是楊玉圣和他的學術批評網一直努力不懈的目標。在當前的學術批評中,我們仍然需要善待學術批評,善待對于學術和教育領域的輿論監督。”七年前,我撰文《學術為公眾志成城———紀念學術批評網創辦三周年》,文中寫道:“自2001年3月15日創辦至今,學術批評網已經整整三年了。這三年,整整1095天,對于楊玉圣來說,是他捍衛學術為公、為純凈學術事業而奮斗的三年,也是他在情有獨鐘的學術批評領域辛勤耕耘的三年,又是學術批評和學術建設開始出現一些新變化的三年。學術批評網是楊玉圣獨自創辦的非贏利性、公益性、學術性網站。三年來,學術批評網一直勇敢地站在學術批評、學術規范、學術建設工作的最前列,以文會友,學術為公,鞭撻各種學術丑惡和腐敗現象。為此,他不僅付出了極大的精力和極其寶貴的時間,而且也蒙受了許多非難,遭受到不公待遇,被迫離開了工作了15年的北京師大”。“現在我們需要各類媒體、學術團體、學術共同體成員更加眾志成城,遏制學術腐敗,純凈學術領域;需要各級學術領導和管理機構高度重視和倡導學術批評,建樹學術規范,改革評價機制,宣傳學術道德,反對學術腐敗,健全學術法治,弘揚學術正氣。我們還需要像學術批評網這樣的學術評論網站越來越多、越辦越好。”

      四年前,我又在《楊玉圣和學術批評網》博文中寫道:“我在北師大做過四十多年的老師,但玉圣是在山東師大讀的本科、在北大念的研究生,因此我并沒有直接教過他,也從未向他擺過老師的資格。從1988年到2003年,玉圣和我在一個系,共事十五載,我們一老一少之間建立了深厚情誼。除了美國史這一共同的專業追求外,我們也為了學術批評事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同甘共苦。”我深深感受到他的不容易。“自2001年3月15日學術批評網創辦以來,玉圣和他的網經歷了五年的風風雨雨,為推進學術規范和學風建設、加強學術批評與學科評論,不遺余力。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楊玉圣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批評事業的領軍人物。

      或許美國史研究隊伍中會因少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攻美國史的研究者而感到稍有遺憾,但學術批評事業不能沒有楊玉圣。玉圣和他的學術批評網,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學術批評事業發展的艱難歷程。盡管依然充滿艱難險阻,但學術批評的堅冰已經打破,道路已經指明,航線已經開通。當然,學術批評事業的發展過去不是、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它還會遇到重重阻力,學術批評事業依舊任重而道遠。五年,是十分短暫的。我們正在走著前人沒有走過的路,需要在開拓的過程中不斷總結經驗,修正錯誤,使我們的隊伍越來越擴大,也越來越和諧。我們需要更多像楊玉圣這樣的專家兼批評家,需要更多的像學術批評網這樣的學術性網站,也需要政府和社會各界對學術批評事業、對楊玉圣和對學術批評網更多一份理解、支持和包容。”

      兩年前,筆者撰文《來之不易任重道遠———寫在學術批評網創辦八周年》,文中寫道:“八年來,在抨擊學術不端惡行、呼喚學術規范、推進學術批評的風雨行程中,學術批評網作為領航員之一,始終堅持不懈,劈浪前進,實在來之不易。這八年,我對楊玉圣是了解較多的,本人的許多親歷還歷歷在目。正如他所說,“從那之后的日日夜夜,憑借著讀書人的呆傻之氣,面對著冷眼冷語、明槍暗劍,“八年抗戰”,義無返顧,酸甜苦辣,甘苦與共”。現在,學術批評網已成為我國人文社科界開展學術批評、向不良傾向作堅決斗爭的一面旗幟。在學術界,像楊玉圣這樣的學者和學術批評網這樣的網站,不是多了,而是太少。然而,令人費解的是,某些高校和某些人容不了他和他的網站。”“有意思的是,在同一個“3·15”日,教育部終于高調召開高校學風建設座談會。會上周濟部長稱:“學風不正是科學的大敵,學術不端行為更是對科學的褻瀆,危害十分巨大,必須堅決予以制止。””我在文章中還談到:“周濟部長的這些話雖然講得晚了些,但我更希望的是部長能否當真兌現他的承諾,我還期望部長能實事求是地調查處理學術批評網上披露的學術不端事件,從而證實他的講話的可信度。”

      現在學術批評網已經邁入了第二個十年,盡管學術批評網依然堅守陣地,鍥而不舍,但是就我國學術批評的總體環境來說不容樂觀。去年11月在第二屆學術批評與學風建設論壇會上,筆者談到:“時下的學術生態環境和前幾年相比,不是整體改善了,而是更加惡化了,學術生態環境不容樂觀。其一,表現為雖然學術不端行為為許多學人所不齒,但學術不端現象還是此起彼伏,有增無減,涉嫌者有些還身居要職,而我們的查處力度總體不夠。其二,雖然教育部主張加強學風建設,推行學術規范,并且組織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風建設委員會組編寫《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的共同約定,但是收效甚微,違背學術規范行為依然層出不窮,令人擔憂。其三,雖然學術界有一批堅定維護凈化學術環境的志士仁人,但是整個說來學術評論依然是不被重視的學術領域,一些學者怕得罪人且不說,時下唯學術量化評價標準客觀上使得一些學者對學術評論缺乏積極性,而且一些學術性刊物的“不發書評文章”的不成文規定也嚴重影響到好書得不到弘揚,劣質書籍得不到抨擊。其四,面對學術批評,一些具有學術不端行為的學者不是嚴以律己,吸取教訓,改正自省,而是采取種種手段詆毀中傷和威脅揭露學術不端言行的學者,并嚴重侵犯他人著作權、署名權和名譽權等,繼續污染和攪混學術環境。有些人甚至企圖通過訴諸司法來為自己解脫。而我們的某些司法部門不能秉公辦案從而導致錯判,造成對學術環境的負面影響。唯其如此,推動學科評論弘揚優良學風促進學術進步的主題顯得格外重要。”

      我們期望迎來學術大發展的春天,為此筆者再次呼吁努力凈化健康的學術批評環境。并建議特別關注以下幾點:首先,高度重視積極開展健康的學術批評。高校和研究機構應當把開設規范和評論課程落到實處。對楊玉圣在北京師大任教時開設的“史學評論”課,我曾評論說:“對于大學歷史系的本科生來說,初步培養會讀書、會評書、會寫文章是能力培養的重要方面。楊玉圣老師開設的“史學評論”課,在師大歷史系甚至在師大文科各系開了先河,也為師大文科教學基地的創造性活動作出了貢獻,又是以實際行動向師大100周年的獻禮。”

      其次,學術是非爭端,提倡主要通過健康的、實事求是的學術評論的方法來解決。在我看來這是解決學術是非爭端的主渠道,要學會運用坦誠相待、平等討論、批評與自我批評、辯明是非、求同存異的方法來解決學術問題,而不應該動輒訴諸司法,也無需訴諸行政裁決。

      其三,學術批評應當突顯追求真相、與人為善、就事論事、公正明辨的原則,努力避免采取扣帽子、打棍子、揪辮子,攻擊一點、不計其余、無限上綱、人身攻擊、以人劃線等不正當作為。

      其四,學術管理機構和主流媒體應當積極扶植和支持健康的學術批評網站,積極倡導學術評論并促進學術成果評價機制改革,同時,要避免學術批評中的行政干預現象⑩,改變行政主管將組織員、運動員和裁判員兼于一身的不正常狀況。

      其五,謹防在學術批評中尤其在網絡評論中對于涉嫌抄襲現象和處理中可能滋長的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錯誤思潮。

      二、學術抄襲事件頻發催生盡快制訂規范認定細則

      近年來,圍繞揭露一些學者學術不端或不規范的指控不斷增多,但有關單位處理不力,敷衍了事,不了了之,這是一種不作為和失職行為。如何處理好這類事件不僅關系學術純潔空氣、反對學術腐敗、規范學術行為,而且涉及被指控學者的學術聲譽和準確界定事件性質。輥輯訛筆者以為,懲治學術腐敗是教育領域反腐倡廉的重中之重。教育領域懲治腐敗最大莫過于懲治學術腐敗,而不僅僅是經濟腐敗。輥輰訛說已經揭露出來的一些造假丑聞僅是學術界學術腐敗的冰山一角并不為過,不少已經揭露的學術不端問題迄今沒有實質性結案。“說一套容易,落實一件難。難在何處?難在這種滋生學術腐敗現象往往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對學術腐敗現象起著這樣、那樣的保護作用,要根治學術界的學術不端和腐敗現象,必須下決心砍斷滋長學術腐敗的利益鏈。”

      這里要提到筆者2007年3月15日《學術量化和學術腐敗》一文中比較詳細地闡述兩者的相互關系。文章說:“學術量化衍生學、權、錢交易。強化教育及學術事業的量化和評估管理機制是一柄雙刃劍,那些不科學的、過度的量化評估,不僅妨礙學術和教育事業健康發展和公平競爭,而且會成為滋長腐敗的新的保護傘。“量化”成果一旦和權、錢、名緊密掛鉤,則極易助長不正之風,導致學術和教育腐敗現象的泛濫。一個相當普遍的突出現象是,在量化指標體系脅迫和誘導下,在各種職稱評定、項目立項、評估活動中出現了群發性的“走后門”變相行賄現象;學、權、錢交易中,許多高等院校紛紛聘任各級有權勢的政府官員兼任院長和教授的現象有增無減;而學術刊物主編官員化傾向也十分突出;在職稱評定、獎金、住房等待遇中向行政官員和學術帶頭人傾斜的力度加大;在權錢學交易中出現“腐敗文憑”現象等等無奇不有。還有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在學術量化中強化了獲得科研項目費和學術帶頭人的份量,一些高校不擇手段到處挖人和搶爭科研經費。這種以爭得多少科研經費和學術量化成果直接掛鉤的做法,是典型的學、權、錢交易,等于公開宣稱金錢就是學術,是一種十足的學術腐敗現象。最近,各個高校面臨教學量化評估,又將掀起新一輪的公開弄虛作假“工程”,已經為高校教師深痛惡絕,再次說明人為的“量化”評估工程可以休矣。”

      該文還專門談到:“學術量化衍生特殊利益集團。目前數字化規定和機制,大多數是向著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既得權勢集團和利益集團傾斜的,普通教師等弱勢群體已經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從而出現強勢更強、弱勢更弱的畸形狀況,也助長了高校和學術界的不協調、不和諧。也由于學術量化對于職稱評定和學位論文及其他重要立項及評估的數量規定,從而突顯了核心期刊的作用,也使核心期刊衍生成一個與學術量化密切聯系的特殊利益集團,出現了例如高價版面費等學術腐敗現象。由于某些知名學者一身兼任各級學術部門和項目的評審委員、博士生導師、學術委員會委員、答辯委員會成員、各級行政部門負責人等,因而出現了運動員和裁判員、項目負責人集于少數人員身上的情況,從而在事實上促成了一個少數學、權、錢相互依存的特殊利益集團,如果其中少數人缺乏自律和經不起誘惑,那么學術腐敗現象難以避免,我們也不難解釋緣何極少數來自這一圈子內重量級人物的學術不端和腐敗現象難以被揭露和嚴肅處理。時下自上而下推行的學術量化機制帶來的負面影響愈來愈大,筆者建議大力改革學術量化機制、強化對學術量化的監管,切斷學術量化和各種物質待遇的直接掛鉤,嚴處學術量化衍生的學術腐敗現象,切實制約學術領域中的特殊利益集團。”

      2008年9月筆者在一篇博文中談到:“隨著我國高等教育和學術大躍進,出現了教育和學術產業化、商品化、教育和學術大宗化、標準化(量化)、官僚化與官學一體化傾向,近年來還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在教育和學術GDP大幅度攀升的同時,學術道德劣行、學術腐敗事件和教育學術官學一體化趨勢也有增無減。”

      從客觀的角度分析,在學術批評中涉及學術是非爭端和指控,涉嫌學術抄襲和剽竊的科學界定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厘清的問題,這類爭議越來越多,催生主管部門需要盡快規范認定學術抄襲和剽竊的細則。

      迄今在揭露涉嫌抄襲剽竊事件中并不限于一般的學者,也涉及不少很有名望與地位的專家學者和行政官員,輥輴訛還有人在涉嫌抄襲剽竊問題時進行惡搞,把水攪混。筆者曾撰文指出“揭露學術剽竊造假是十分嚴肅的學術批評事業,凡涉及揭露學術剽竊造假案,須以確切事實為依據,并需承擔相應可能引起的法律責任,這樣的嚴肅評論是不能惡搞的,惡搞所謂學術剽竊造假案只須網上轉發或者改頭換面發貼,就在事實上給人以真假難分難解的感覺,使被點名人處于涉嫌人的不利境地,以達到惡搞人的目的,這種做法既不利于推進健康的學術批評,污染了學術批評的環境,也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對于張貼人最終也將名聲不雅。”輥輵訛面對學者涉嫌學術抄襲剽竊事件的指控,如果開誠相見,以事實為依據,平心靜氣地討論,那么很可能順利解決被指控人接受指控和解方案,這樣事件基本可以了結,是公了還是私了,終究是了。處理得好,興許雙方反成了好友。筆者曾撰文提及“學術問題上的對錯,其實自己是最清楚的,有時某些學者抱著僥幸心理打起擦邊球,以為可以混過去,以為靠上面表態可以對涉嫌抄襲之類的事實、對受害人“不予理睬”,不主動認錯,努力化解矛盾,結果可能事與愿違,把問題越搞越嚴重,甚至訴諸司法。如果知錯道歉,化解矛盾,也許情況就起了變化。吸取了教訓,不再犯類似的錯誤,促進學術生態環境的改善有什么不好呢。”輥輶訛問題是這種“私了”的比例在實際生活中并不大。

      我們注意到,許多揭露涉嫌抄襲剽竊,是通過公開訴諸網絡媒體或同時投訴相關單位的,而且這種揭露或投訴目前匿名的多,實名的少。報刊正常學術討論的方式實際上讓位于網媒的快速反映,許多受訴方提出異議,甚至針鋒相對地反駁,而一些網友不同程度地卷入表態,形成兩派,加上情緒化的言辭激辯,大有輿論投票影響學術是非的勢頭,使得學術是非問題解決復雜化,有時一個學術是非問題有可能成了一場小范圍的全民(網民)辯論,于學術是非,難有準確結果。筆者曾撰文提出:“涉及某人一篇學術論文是否涉嫌造假,是件嚴肅的事情,需要經過第三方專業的學術人士組成的專門小組,進行獨立的認真調查后,才能得出實事求是的結論。不能靠訴諸輿論以至所謂的網絡調查,不能靠投票數量贊成或者反對雙方的人數多少來決定,不斷公布論文造假還是被誣陷的投票數字更是一種誤導。”輥輷訛界定涉嫌學術抄襲和剽竊是個嚴肅而復雜的問題,我們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地隨意地情緒化地單方面認定涉嫌學術抄襲和剽竊標準或者采取雙重標準。不能將學術浮躁和學術腐敗現象相等同。輦輮訛筆者也不主張用“學術打假”來等同于學術批評、揭露學術不端現象,因為嚴格說來學術是非爭議往往并非完全是你輸我贏、你是我非、你假我真、非假即真的零和狀況。

      為了便于盡快公正地解決涉嫌抄襲和剽竊案件,筆者建議采取實名制。輦輰訛實名有利于對話也有利于爭議問題的解決,其實即使訴諸司法或向公安部門投訴,也是需要實名的。筆者曾撰文表示:“揭露學術不端的行為,可以匿名,但我更主張實名,因為實名在更大程度體現了揭發人要承擔的一種責任和自信,也有助于事實的厘清。匿名人所以匿名原因不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擔心報復。在學術爭議投訴處理中,無論是匿名還是實名都要受到法律保護,絕不允許打擊報復,當然也不允許對人無限上綱,無中生有。”

      涉嫌抄襲和剽竊爭議案件固然可以訴諸司法程序,結果司法機關雖然受理,并就訴訟的法律問題作出司法判決,而對學術是非卻并不能作出結論,實際上依然解決不了學術是非問題的爭論。即使司法判決涉及鑒定抄襲和剽竊是非還得征求專家班子的鑒定意見,并符合著作權、產權保護法及相關行政法規,而判定的焦點依然在于如何認定抄襲剽竊。輦輲訛至于向各級行政機關的頭頭腦腦告狀,指望行政領導拍板,其結果同樣不能指望領導說了算,來解決學術是非爭端。輦輳訛而像肖傳國雇人對方舟子訴諸武力,結果惹上了刑事官司,但是在肖、方爭議案中迄今仍然沒有就學術爭議的獨立調查和明確結論,在學術是非上,仍存在嚴重爭議。輦輴訛通過以上簡要的分析,可以看到許多學術不端爭議的焦點往往集中在學術抄襲和剽竊的界定上。隨著揭露涉嫌學術“抄襲剽竊”行為越來越多,爭議也越來越大,而調查處理得出結論并取得共識的少之又少。其中一個分歧意見較大的爭議點和難以定論的原因,在于對“抄襲剽竊”行為認定的細則不明確。為此,盡快出臺學術“抄襲剽竊”行為規范認定細則的迫切性日益突顯。

      差不多兩年前,筆者撰文《呼吁盡快出臺學術“抄襲剽竊”行為司法規范界定細則》,談到:“學術“抄襲剽竊”是一種人人皆知的不道德行為,也是對于著作權的侵犯。然而如何具體界定學術“抄襲剽竊”行為卻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學術和司法界線問題。”學術研究是一項承前啟后的偉大工程,任何一項學術成果都包含了前人、他人的研究成果,如果沒有給予明確的說明,將它全部占為己有顯然涉嫌侵占他人成果。然而如何具體界定“抄襲剽竊”他人或前人學術成果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有權威的司法界定細則。輦輶訛湯嘯天在《學術抄襲與合理使用的法律界定》一文中對于學術抄襲的法律界定、認定學術抄襲的主要方法、認定抄襲中的幾個疑難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我國《著作權法》第46條規定:“剽竊、抄襲他人作品的”是侵權行為。而該法第22條又允許“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從司法實踐看,正確區分合理使用與剽竊抄襲是著作權的保護中的常見難題。顯然,知識的傳播與著作權的保護是并不矛盾的。

      2010年11月底,我在《再談盡快出臺學術“抄襲剽竊”行為規范認定細則》博文中再次談到:“需要制訂(或修訂)“抄襲剽竊”行為的規范認定和處理程序細則。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風建設委員會組編的《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規范指南》中在學術不端部分中寫道:“學術不端行為也稱不正當的研究行為,指學術共同體成員違反學術規則、損害學術公正的行為。例如:(1)抄襲剽竊、侵占他人學術成果;”(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頁,2009年6月第一版)但是并沒有對“抄襲剽竊、侵占他人學術成果”認定的細化。在引用與注釋規范一節的第四部分參考文獻中規定:“也有些學風不正的人明明采用了他人的觀點或資料,為了掩蓋事實,冒充首創,故意把最應當列入參考資料的文獻刪除,對應當作直接引文或間接引文的文獻有意回避,不作標志,也不出現注釋,只列在附后的文獻目錄中,這屬于有意遺漏。如果故意回避的資料數量較大,或者涉及論文的主要觀點、方法、論證,則實際上已經形成抄襲,構成侵權。”這份指南主要是從學術規范角度講的,對如何具體認定“抄襲剽竊”運行程序及處理,并未作出規定。”

      該學術規范規定“學術署名應實事求是。署名者應對該項成果承擔相應的學術責任、道義責任和法律責任”。筆者以為對聯署文章學術造假責任人應有更加具體的規定。2009年2月筆者在《關于聯署文章學術造假責任人的思考》中提到:“既然聯署自然回避不了責任,問題是責任多大要具體分析。斷言第二、三署名人一點責任都沒有是怎么也說不過去的。如果沒有問題時第二、三署名人有名有利,一旦出現問題則第二、三署名人把責任推得一干二凈,這不能不令人生疑。”“現在我們的許多高校普遍用高薪聘請兼職院士來提高學校的知名度和排行榜,這些院士受利益驅動往往兼任多個高等院校的教授,責任卻事實上不負,即使事實上承擔責任,鑒于學校主動聘任的兼職教授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同樣也是一種容易滋生學術腐敗的不良現象。筆者建議在學術監督和處理上,在職和兼任要一視同仁,不能以兼職為借口推卸責任。”2010年出版的《較量》一書集中反應了2009年初圍繞浙江大學兼職院士論文造假案,令人深思。

      筆者以為,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在認定涉及翻譯著作等涉嫌抄襲剽竊問題時要采取慎重的態度,考慮到我國改革開放前后我國學術出版界的歷史環境和背景、對著作權等知識產權意識強調不夠以及個人是否故意的判斷,需要區別不同情況從寬掌握。我們需要重視政策把握,在政策上需要防止不顧歷史條件的用今人的要求來衡量裁定一切的情況。

      三、完善各級獨立學術道德評估機構迫在眉睫

      現在我們來研究學術“抄襲剽竊”行為規范認定細則,通過什么程序和途徑,及時、有效、公正、權威地來認定學術“抄襲剽竊”行為。在筆者看來缺乏公正性也就沒有權威性,沒有獨立性也談不上公正性和權威性。

      2006年5月30日,筆者在學術交流網上撰文《學術道德評估機構需要強調獨立性》,認為教育部注意加強了學術道德建設問題的行政領導。但是“學術道德問題的評估最重要的是需要鼓勵和引導并大力支持開展健康的學術批評和評論,通過正常的學術討論來辨別是非,而不是突出行政管理手段或者司法訴訟渠道,對于學術論著的學術不端等行為的認定更是如此。筆者建議我們的學術道德是非的評估機構應當突出強調它的獨立性,而不是它的行政主管權威性。”“如果一個學術道德評估機構的意見受到行政機構的強烈暗示和干預,這樣的機構能夠真正公平、公開、公正嗎?那些善于鉆營的學術不端分子及其單位或幕后支持者、那些學術腐敗利益集團完全可以在該委員會的上級主管社會科學委員會或者教育部某些高官那里尋求保護的。”文章談到“目前的《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風建設委員會章程》在這方面似乎還有欠缺”,“這樣的學風建設委員會的委員們究竟有多大學術道德評估權力是值得懷疑的。第一,他們自己當了委員是很難發表個人意見的,章程規定“委員和工作人員個人未經授權,不得對外代表學風建設委員會。”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這些委員們發表個人意見的手腳,因為事實上委員的個人意見只代表個人,誰也不會自稱代表委員會發表意見。第二,委員會一年開一次會議,這樣的會議,如同人大政協兩會一年一次,但是還不如兩會,因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有提案權等,而這里的委員呢?他們也沒有一票否決權。第三,委員會的決策還要經過社會科學委員會討論決定。社會科學委員會有些決定,還得報教育部批準,這不等于上面還有兩層婆婆,你的獨立性在那里呢?第四,章程授予秘書處很大權力,“學風建設委員會下設秘書處,設秘書長、副秘書長各一人,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委員會及秘書處所需運轉經費由教育部核撥。學風建設委員會一般每年召開一次全體會議,聽取、審議和通過秘書處提交的年度工作報告”,秘書處的經費由教育部核發,顯然一個委員遠遠頂不上一個秘書長和副秘書長。”2007年4月18日,筆者發布在我的博客上。輧輱訛依筆者之見從上到下,各級學術道德評估機構都需要強調獨立性。學術是非爭議的判斷需要擺脫行政的、司法的、輿論的、經濟的干預,擺脫那些非學術因素的影響。

      筆者還就學術評審的公正性撰文談到:“公正性,說的是程序的公正,嚴格的回避制度。回避制度至關重要,現在事實上的運動員和裁判員一身二任的情況實在太多,以至形成了一個領域里的評審專業戶,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團或者利益相關者,這是目前評審中人們議論最多也最容易滋長學術和評審腐敗的重點。”

      今年年初,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委員會通過獨立調查,認定朱學勤博士論文有缺點但不是剽竊的結論是重要的,因為在學術規范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并不等于對其剽竊抄襲的指控能夠成立。這兩者的界定和區別是十分重要的事。對于關系公眾影響的涉及學術規范或學術不端重大事件,有關部門應當認真及時組織獨立調查,作出明確是非的交代,復旦大學學術規范委員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范例。遺憾的是這樣例子從教育部到各個高校研究機構實在太少了。

      下面專門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涉嫌抄襲剽竊爭議,組織獨立于行政的學術抄襲剽竊行為調查委員會,談點不成熟的看法,以期拋磚引玉。

      首先,需要組織一個獨立于行政決策的涉嫌學術抄襲剽竊行為調查委員會,賦予該委員會獨立進行學術調查的權力。這個由主管部門認定的獨立于行政決策機關指令之外的學術規范委員會組織獨立的專家委員會進行獨立調查,經過認真反復的審議,作出令人信服的公正的學術結論。這在國際上是很普遍通行的。由于非學術因素的行政干預、司法判決有可能作出與獨立專家委員會的獨立調查不符的結論,但是無法改變獨立調查委員會學術結論的獨立性。學術問題是非爭議只能通過公平、公正和公開的學術討論、學術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對于重大學術爭議問題,組織由與揭發人和受揭發人沒有直接厲害關系的專家委員會來審查討論并最后投票決定,這個決定無疑具有權威性。輧輵訛其他個人的認定、獨立網站的認定、網上的投票等都缺乏這種權威性。

      第二,需要規定一個公正、公平、公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程序,需要確定接受指控涉嫌學術抄襲剽竊行為立案調查的規則。規定哪些指控符合立案條件、哪些指控不符合立案要求等。立案是否需要實名受理。調查重點是否僅僅限于立案內容,還要規定對立案調查報告提出時間表。應規定調查委員會有權舉行的必要的聽證會制度。聽取爭議雙方的證詞證言。規定調查委員會的結論產生程序,調查結論意見的公布需有調查委員會成員全體簽署意見。規定對于調查委員會的結論質疑的復議制度。包括復議的立案,復議委員會的成員組成,復議的內容,復議的再聽證,結論的形成和公布。規定調查委員會結論宣布后如果一方拒不接受結論,并正式提出復議的運行程序,認定有效后,組織復議委員會進行復議,復議委員會決議后可視為該單位調查委員會的最終結論。復議公布后出現其他法人或法人團體提出不同看法要求再議,則另行按照新立案程序處理辦法。

      專家委員會的調查成本不可能曠日持久地進行下去,結論公布后還有不同看法并非異常。如果一方對此再次質疑,則需提交上一級的仲裁委員會裁決。如果還有質疑,那么組織另一個委員會進行必要的復議或其他處理方法。我們注意到在學位論文答辯時有答辯委員會,在對項目評審時,有評審委員會,在評獎時有評獎委員會,在處理學術爭端時由獨立的專家委員會進行公正的評議后得出結果是符合學術規范的正確途徑,學術規范和學術不端的爭議問題,更要通過學術規范的處理程序來進行。

      第三,需要處理好授權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和其他各種形式調查手段之間的關系。揭露學術不端人人有責,個人調查、私人團體調查、網站組織的調查等均有權揭露,但是他們的結論并不具有行政和法定的約束力,但是并不妨礙各自進行的調查,事件真相越查越明。在這方面希望教育部和各個高校主管部門授權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真正負起責任來,盡快給立案指控人和受控涉嫌人一個明白的交代。

      第四,需要切實保護指控人和受指控人(涉嫌人)的合法權益。

      筆者以為“對于學術剽竊者的剽竊作假行為,要受到輿論和學人的道義和學術譴責,這種批評和譴責是以理服人而非以勢壓人,限于道德層面,至于在行政處理和法律責任,需要依據相關政策和法規公正辦事,不管什么人,一視同仁”。輧輷訛在涉嫌人被正式認定為抄襲剽竊前,不能也不該作出各種學術的處理,受指控人有權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第五,需要處理好行政單位和獨立的學術調查委員會的關系。根據獨立的學術調查委員會的結論或裁決,由行政主管單位依據政策和實際情況做出行政結論。在學術造假調查認定后,行政處理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其中包括需要作出這一事件中行政責任的明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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