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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造假的表現、性質及法制化治理


      2014年04月22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注的熱點問題。邏輯上,學術打假源自于學術造假。學術造假是學術不端的“高級形式”。作為行為方式,學術不端的典型特點是違反學術規范與道德,國際上將捏造數據(fabrication)、竄改數據(falsification)和剽竊(plagiarism)視為三種表象(亦有人包括一稿多投、侵占學術成果、偽造學術履歷等行為)。學術不端行為自古至今,各國有之,但像中國當前這樣如此泛濫,涉及了從院士、教授、副教授、講師到研究生、本科生等各個層面,卻不多見。甚至可以說,在中國,學術造假已不單純是一種學術腐敗行為,實質上已成為社會腐敗的延伸和新的類型。學術打假變得更加艱巨和復雜。顯然,要從根本上遏制學術造假,必須以新的視角與思路,尤其是強化制度建設,包括構建“法制打假”體系。

      一、當前學術造假的突出表現

      近些年來,從上海交通大學“漢芯造假門”到西安交通大學李連生學術造假騙取國家級大獎,學術造假愈演愈烈,僅從媒體曝光的個案來看,造假形式花樣百出,除一般人所熟知的抄襲、剽竊他人成果,捏造、篡改數據,編造各種申報項目、成果獎勵材料等,亦出現了很多新的現象,如高校給高官、商賈頒發高學歷文憑和各種學術頭銜,學術期刊通過種種公關活動進入各類期刊索引,“影響因子”造假等。但總體來說,當前學術造假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學術剽竊

      學術造假行為的首要表現,就是抄襲、剽竊他人研究成果。從學術打假的歷史來看,學術剽竊已是一個“屢禁不絕”的老大難問題,但是近年來,關于學術剽竊的案例呈上升趨勢卻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并且就其情節、性質及影響程度而言,也有日趨嚴重的苗頭。楊玉圣在《前車之鑒:晚近十大學案警示錄》一文中,所列舉的學界十大學案中,抄襲、剽竊案就占了8件。學術剽竊的頻發引起了新一輪輿論批判狂潮,世界著名雜志《自然》、《科學》等紛紛載文指責中國的學術不端事件,不僅使我國國際形象受到影響,更有甚者,影響了我國在科研領域與世界的交流合作。

      (二)學術行賄

      學術行賄是當今學術造假的一種新類型現象。一般來講受賄者為有權有勢有錢者,而行賄者一般掌握著高校的學術資源。具體來講,擁有學術資源者(有高校、有掌握著學術資源的高校領導)向受賄者提供高學歷文憑、教授、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等頭銜。不言而喻,“儒官”、“儒商”也會給高校帶來各種直接或間接的好處。葛劍雄教授對歷史學專業出身的原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王益在兩年時間內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完成博士論文,并發表若干篇學術論文,取得的博士學歷提出了質疑。很顯然,這種質疑是有充足理由的,對一個全職脫產的博士生要做到這點,絕非易事。人們很容易去猜測背后的造假行為,及交易活動。由此可見,學術行賄帶來的后果是產出了一批官員擁有高學歷,兼職教授、教授、碩士導師、博士生導師等頭銜,高校也成為博士學位“批發商”。

      (三)暗箱操作

      暗箱操作是學術期刊造假的重要手段之一。學術期刊等級、檔次有高低之分,其標志之一便是期刊的“影響因子”。因此,提高期刊的影響力便成了出版者不惜追求的目的,進而滋生又一形式的學術造假行為———“利益勾結,暗箱操作”。目前高校學者和研究生需要發表論文,并且發表論文的質量一般僅憑刊物檔次、級別決定,這種現狀給部分學術期刊和出版社帶來了“商機”,它們抓住高校學者和學生群體的需求,收取高昂的版面費或協作費,文章審查和匿名審稿制度形同虛設。但這樣做,很難保證文章的質量,文章質量提升不了,期刊的影響力也會大打折扣。于是期刊通過種種公關活動或是“暗箱操作”,來提高其“影響因子”。往往是水平相當的期刊之間為提升各自的“影響因子”,私下協商甚至訂立合約,相互引用。再者,通過各種“暗箱操作”對各種索引、轉載機構進行公關,使期刊進入轉載、索引。

      二、學術造假的實質與原因

      究其根源,學術造假實質上與其他造假、腐敗行沒有本質的區別,它也是一種通過不正當手段的逐利行為,為了追求個人私利,而置規章制度與法紀法規不顧,損壞公共利益。

      首先,學術造假是一種學術不端行為,其實質是心術不正。在學術研究工作中少數人違背基本學術道德,剽竊造假等行為,所彰顯的正是作為科研工作者本身的立場不堅、態度不端、心術不正,個人修養低,具體表現為人品有缺陷和學術能力不夠,不能抵御金錢、權利、色相等誘惑。這些造假者缺乏對科研崇高信念的堅持,由此導致基本自律精神的缺失。由此看來,研究人員心態、道德情操和主觀認識的問題,是滋生學術不端行為的內部原因。學術造假、剽竊他人成果既是對其他研究者權益的侵害,更反映出抄襲者本身在其工作崗位上疏忽失職、成果留白,這在相當程度上已不僅僅作為其個人的責任,而是一種浪費科研資源、危害國民生計的嚴重行為,直接對教育和科研事業的繁榮發展帶來惡劣后果,威脅高校自身的發展。

      其次,學術造假是一種新類型的腐敗行為。學術造假,實質上是學術腐敗,具體體現在利用學術資源謀取非正當利益或者利用不正當資源謀取學術利益,如權學交易、錢學交易、學色交易等。

      在現有體制下非學術因素滲透到學術體制內,對學術以及學術共同體帶來了嚴重的侵蝕與干擾,高校給高官批發博士學位,批發各種學術頭銜就不足為怪了。辛向陽指出當前中國的腐敗由“硬腐敗”發展到“軟腐敗”,由“小腐敗”上升到“大腐敗”的新特征。而高校主動向高官、商賈獻媚,為其提供各類學術資源,實質是一種為其提供各種好處和服務的“軟腐敗”、是高校集體性的“大腐敗”。學術造假的一些行為已經觸碰到法律的紅線,那么學術造假者的一些行為實際是在犯法、違法。最后,現行體制存在的弊端是學術造假的主要根源。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認為導致學術造假的主要原因:一是誠信缺失,社會浮躁;二是激勵機制設計缺陷,導致要量不要質;三是造假被發現后所付出的代價低,必然有人鋌而走險。或者說,現行體制存在的弊端是學術造假的主要根源,表現為:官、學、研一體;評價體系太量化與太短視,尤其是干部評價的標準,有學位,有職稱,有獎勵,很自然就成為專家型領導;缺少公共監督制度等。

      如現行高校體制存在的主要弊端集中表現在高校與政府的關系。現行框架下,我國高校與上級主管部門之間是上下級行政隸屬關系和資源的需求與供給關系。“高等學校運作的各種條件完全由上級主管部門所占有和支配,高等學校正常運轉的各種資源完全控制在上級主管部門手中。”各種資源都是有限的,哪個高校得多得少,雖有規章制度明確了標準,但在當前中國監督體制不健全的情況下,主管部門官員有著極大的支配權。各高校要爭取更多的條件、資源,就必須搞好與政府部門的關系,即使是政府部門中的普通人員,也不敢怠慢。正是“朝中有人好辦事”,這種思維支配著高校及高校領導向官員獻媚,向官員學術行賄。而現行官員的選撥和評價又向專業化、學者型官員拋出了橄欖枝,因此各類學術頭銜和高學歷學位在官場有非常大的市場和需求。

      三、以法制建設和體制改革遏制學術造假

      學術造假關系到科學的治學態度和科研精神,關系到高校和整個學術界的社會聲譽,關系到當代大學生良好品德的培養和整個社會道德的進步,關系到教育事業的興衰存亡和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直接影響到學術研究乃至國家和民族的進步,性質及其惡劣,若不及時阻遏,必將帶來嚴重后果。因此,弘揚優良學風,端正學術道德,杜絕學術造假,維護學術尊嚴,通過各種得力措施有效打擊學術造假行為,對學術造假者嚴懲不貸,讓學術上真正有道德、有良知的人展示自己的身手,重樹研究人員的良好道德風尚,建立解決高校學風問題、杜絕學術造假的長效機制,對改善高校科研氛圍、提升高校科研實力、建設創新型國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完善法律法規,維護學術尊嚴

      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確保學術打假有法可依。對于學術造假人的侵犯著作權等行為,我國《刑法》、《著作權法》等相關法律有所規定,但條款中對侵犯著作權、專利權等行為,在追究侵權人的民事責任的情況下,賠償數額較低,處罰力度不夠,不利于權利人通過法律途徑來追究學術造假人的侵權問題。在追究侵權人刑事責任的情況下,法律規定必須以營利為目的,而學術造假人的有些行為并不是直接以營利為目的,而是間接的獲得一些好處,在這些情況下,法律沒有明文規定,具有一定的漏洞,無法規制約學術造假人的侵權行為。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喬新生教授說:“法律的局限放縱了學術不端之風。”因此,應當完善我國的《著作權法》、《專利法》中關于侵權損害賠償數額的規定,加大懲罰力度,最大限度的維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使權利人樹立起對法律的信任,在權利被侵害時能夠拿起法律武器進行維權,不再縱容學術造假人的侵權行為。此外,還應當完善我國《刑法》中關于侵犯著作權的相關規定,增加一些規制學術造假中“軟腐敗”的法律條文,使權利人在學術打假中能夠有法可依。當今時代,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往往導致法律的發展相對滯后于社會的發展,因此隨著學術造假花樣多出以及學術糾紛的增加,法律也應當隨之完善。這樣才能使人們有法可依,能夠通過法律途徑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可以提高人們的法律意識,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

      加強相關法律的執行,加大對學術造假人的懲治力度,確保學術打假執法必嚴。學術造假現象所以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一個關鍵的原因是處罰力度不大。我國《刑法》、《著作權法》等法律中都有關于侵犯著作權的相關規定,可以一定程度上打擊學術造假人的侵權行為,但在實務中凸顯的題是處罰力度較小,不足以威懾侵權人,從而造成學術造假的現象屢增不減。比如在實務中,我國有關著作權侵權損害賠償案件,在權利人的實際損失或者侵權人的違法所得不能確定的情況下,由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五十萬元以下的賠償。但最后經過法院的酌情處理,很多案件的賠償數額都很低,這樣權利人獲得的賠償數額還不足以折抵為了訴訟而花費的律師費、交通費等。這種情況導致權利人不愿拿起法律的武器進行維權,從而助長了學術造假人的侵權行為。而在一些發達國家,對學術造假者的處罰十分嚴厲,使造假者付出巨大代價。如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黃禹錫領導的研究團隊先后在《科學》雜志上發表論文,結果其學術造假行為被揭發,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以侵吞政府研究經費和非法買賣卵子罪,判處其有期徒刑2年,緩期3年執行,團隊其他成員也受到應有的處罰。因此,我國也應借鑒發達國家學術打假的經驗,嚴肅果斷處罰造假人。

      (二)改革高校相關體制機制,凈化學術風氣

      學術打假除了要從法律制度和規章制度的設計方面去防止各種學術造假,學術造假行為發生后更要在法制的框架內去處理。只有在法制的框架內處理學術造假,學術造假者才有可能付出高昂的代價和成本,才能起到警示作用。但歸根溯源,學術造假現象的大量存在,仍然是高校現行體制及學術評價制度本身引起的問題,必須解決高校現行體制和學術評價機制存在的弊端。

      很顯然,對高校現行體制存在的弊端的認識已成為共識,政府也逐漸開始著手進行高校體制改革。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要建設現代學校制度。“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適應中國國情和時代要求,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督、社會參與的現代學校制度,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系。”“適應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要求,明確政府管理權限和職責,明確各級各類學校辦學權利和責任。”“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傾向,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和高校體制改革的推進和深化勢必促進高校獨立自主辦學,勢必帶給政府部門與高校良好的關系。

      另外,目前我國高校職稱評聘制度是最能制約和影響高校學者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高校職稱評聘制度存在的問題直接影響了學術造假。改革高校職稱評聘制度中不合理、不科學的因素,勢在必行。在職稱評聘中落實科學發展觀,完善科研成果學術評價機制,要改變當前職稱評聘中只看論文所發刊物級別、重視數量忽視質量、學術風氣浮躁等現象,建立符合學術研究發展規律的科學評價體系。

      學術打假不僅要靠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法規制度,加大打擊力度,還要靠學者自身、科研院校等學術界嚴格自律,以及社會和媒體輿論的監督,使得整個社會形成崇尚創新、學術自由的學術風氣,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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