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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學術自由視野下的學術道德


      2014年04月23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學術自由作為學者的研究特權和自主精神,被認為是學術活動的永恒價值。然而,當人們在不斷弘揚自由之精神的同時,仍需要關注與學術自由并存的學術道德,兩者是學術活動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學術自由的視野去關注學術道德,在道德自律的基礎上去彰顯自由之精神。

      一、學術道德產生的學理分析

      學術道德產生于學術研究中,學術研究的自由精神為學術道德產生提供了前提條件。道德的內化體驗最終表現為學者的精神追求,學術道德又成為學術自由的保障。

      (一)學術道德何以可能:學術自由是學術道德產生的前提條件

      每一個較大規模的社會,無論它的政治、經濟或宗教制度是什么類型,都需要高深學問,而真理的獲得必定是以自由的探究使其成為可能。偉大的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被喻為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將生命獻給自由研究的圣人,因此,霍夫斯塔特(Hofstadter)認為“學術自由只是古老理念的現代表述”。泰特(MalcalmTight)關于學術自由的定義是,“學者在從事學習、教學、研究以及出版時可以免于遭受不正當的干預的自由”。從定義中我們發現,學術自由不僅表現為一種研究權利,而且呈現出學者在研究中的自主精神。因此,學術自由是學術研究者在學科分化的特定領域中自由地追求真理,探索未知世界所具有的獨立研究權利和科研自主精神。它表現為以下特征:第一,學術自由是學者享有的特殊權利,它與科研、出版等學術活動直接相關。第二,學術自由保證了高深學問的探索,真理的獲得和創造。第三,學者在享有學術自由的同時,還對其他學者和社會承擔著重要的責任。

      學術自由是擺脫來自外界約束的權利。高深知識的探究活動,必須在一個自由自在的、不受任何外界干擾的環境中進行,否則,真理的探究不可能有真正的創造。但是,“由于高深的學問處于社會公眾的視野之外,在如何對待學問上遇到的問題方面,公眾就難以評判學者是否在誠懇公正地對待公眾的利益。基于學者是高深學問的看護人這一事實,人們可以邏輯地推出他們也是他們自己的倫理道德準則的監護人”。也正如康德所說,“自由為道德法則的條件”,“如果沒有自由,我們就不可能在自身發現道德法則”。這里的自由是一種思想意志自由,是人類特有的。正是由于思想自由使人認識到道德法則,是人區別于動物完全受制于自然因果律的根本。在這種意義上說,學術自由是學術道德的前提。學術道德作為一種職業倫理,是從事研究活動的主體在學術研究活動中將職業規范和原則內化為自身的道德追求。

      在探究高深學問,追求真理的學術活動中,學術主體必須自覺地保障學術研究成果的真理性。由于學科的分化,各學科領域的差異性很大,在特定的學科研究領域表現了學術研究者具有的科研自主性和自覺性。學術自由使學術創新活動成為可能,它對學術活動的意義在于:確保了學術工作者在進行學術活動時忠實于自己的探究,保證學者們不受限制地表達自己在各自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因此,學術自由不僅表現為學術工作者的研究權利,而且由于學術活動的自由探究精神,要求學術工作者必須遵守形成于研究中的規范,遵守學術道德。“如果給把研究這些事情作為天職的學者以自由和安全保障,那么,我們就會更深刻地認識到應該做哪些事情。”

      (二)學術道德何以必要:學術道德保障學術自由權利的實現

      為了保證知識的準確和正確,學者的活動必須只服從真理的標準。然而,真理總是未知世界的不完善標準,那么是不是真理的暫時性和有條件性,就必然導致學術自由的無限度呢?正如美國學者范伯格所描述的那樣,沒有任何內在約束的自由,乃是一幅沒有交通警察或信號燈維持秩序的十字路口,道路被車輛堵塞,各種愿望、沖動和目的在路上以各種速度向四面八方橫沖直撞,但誰也移動不了。

      這種沒有內在規則約束的欲望相互沖突和碰撞,會使人始終不自由。因此,在社會活動中,一定的內在約束正是自由的保障。學術自由是大學的學術研究者為了擺脫外界干預而具有的某種獨立的學術研究的權利,如果“我們要想確保學術自治不受侵犯———即保證學術自由———我們就必須牢記,學者道德要求負責地行使這種自由”。否則“沒有限制的學術自由會像沒有限制的經濟上的不干涉主義一樣成為災難”。

      學術自由保障特定領域的專家正確理解和準確把握知識的內在邏輯,以及學術成果所能夠給人類帶來的影響和后果。很長一段時間內,在科學家看來,“知識是中立的,如果一項新發現造成了令人不快的后果,這不應該是研究者的責任,而應該是那些故意用不恰當的方法應用新技術的政府官員和公司經理負責”。然而,這種傳統的觀點隨著原子彈的爆炸而動搖了,也正因為如此,無論是自然科學家還是社會科學家都被認為應當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方法和成果擔負責任。當科學研究的成果涉及到人類生存、自然生態、人性尊嚴的危害的時候,學術的自由也同時呼吁學者從人類社會的終極關懷出發,自覺承擔自我倫理道德的監護人。因此,任何一個學術研究者都不能夠僅僅以滿足自己的求知欲望為唯一目標,而要注重研究自由對學術本身的責任及倫理要求。研究者的道德良心是非常重要的,他反映一個人的學術操守和為學之道。“它是一種在這種場合自我發揮作用的一種更為強大的力量,一種更為有力的動機。它是理性、道義、良心、心中的那個居民、內心的那個人、判斷我們行為的偉大的法官和仲裁人。”“只有請教內心這個法官,我們才能真正看清楚與己有關的事情”,在自由的研究領域承擔應有的道德責任。

      學術道德保障學術自由之精神的發揚。一方面,學術道德使學術工作者保持內心的寧靜,保持一種“為學術而學術”的獨創性精神,防止社會功利的過分追求對學術自由精神的侵蝕,以致于喪失學術的自覺與學者的自尊。另一方面,學術道德為學術工作者在特定領域的學術活動提供了行為準則和規范,保障真理的探尋和造福人類社會。追求真理不僅因為認識和政治方面的價值,而且也出于個人的道德責任感,自由的基本理由完全是為了公眾利益,從而更好的推動社會的進步。

      學術道德是一種內在約束,同時它也表現為對于良好學術研究的預警和引導作用,保障學術研究使命的完成。從這一點看,道德約束與自由探索的學術精神是統一協作的關系。學術道德的形成,為學術自主創造了有利條件,從而為自由的學術提供了良好的秩序與空間。

      二、自由視野下的道德追求

      根據上述對學術自由與學術道德的關系的討論,我們發現學者的道德追求是將特殊權利所賦予的職業要求內化為自身的一種信仰和精神,并自覺承擔和履行責任。

      (一)追求真知的探索精神

      追求真知的探索精神,包括勤于探索的專業訓練、堅持真理的學術志向、獻身科學的犧牲精神。維布倫曾說,探討深奧的實際知識是學術事業不證自明的目的。科學研究是一項專業化的職業活動,因此,真理的獲得,必須以長期的艱苦訓練為其前提,使其在處理知識的技能方面具有專長,并且在學術共同體的努力下通向真理的圣殿。正如韋伯所說:“無論就其表面還是本質而言,個人只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個人研究的有限性表明,嚴格的專業訓練或許至少能使學者在其一生中的某個時刻,在特定的領域取得一項傳之久遠的成就。其次,學術研究者還應該具備為科學而科學的志向與熱情。科學研究是一項極其神圣、艱巨而又可能具有一定冒險性的事業,如果研究者不能懷著熱情去體驗科學,不具備獨特的為學術而學術的迷狂,也就無所謂學術的志向,也不可能取得矚目的成就。當然,無論熱情多么的真誠和深邃,也絕不可能逼迫出任何一項研究成果來。靈感的光臨,只可能是在專業和熱情之后,“在沙發上點燃一支雪茄之時”,“在一條緩緩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中”。

      最后,學者獻身于自己的學科領域是最重要的。這種獻身精神只有那些全心服膺他的學科要求的人才具備的,如果一個學者“不是發自內心地獻身于學科,獻身于使他自己所服務的主題而達到高貴與尊嚴的學科,則他必定會受到敗壞和貶低”。學者只有堅持“為科學而科學”的目標,絕不能僅僅為了商業或技術上可能的成功,甚至以個人的感情和利益為其研究動機。科學的獻身精神要求學者真誠地面對事實,在理智上追求越來越精細的理論驗證。

      (二)擔當“社會良心”的批判精神

      追求真知是每個研究者的學術使命,但科學研究的進步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只提供給人們一個有效認知世界的途徑,一條“通往真知之路”,卻并沒有就意義和價值而言來給出答案。因此,在尋找掌握宇宙終極規律的知識的同時,還應選擇一條“通往幸福之路”,這是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

      關于知識分子有許多的著名的定義,這里我們采用班達關于知識分子的論斷,認為“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PhilosopherKings),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知識分子是這樣一群人,他們對物質利益、個人晉升并不感興趣,而總是被正義、真理的超然無私的原則所感召,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學術研究中知識分子扮演著“社會良知”的角色,主要是指他們運用批判精神和相當獨立的分析與判斷的能力,憑借個人的道德責任感,從專業的角度思考,特立獨行,極為勇敢地向權威說真話。因此,在專業的研究中,那些本質的哲學思考,就試圖達到這一境界,這時學者是自己研究行為的終極意義的踐行者,這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是超越純粹個人生活意義的思考。“如果教師取得這方面的成功,我甚至愿意說,它就是在服務于‘道德的’力量,因為他創造了義務的意識、清明的頭腦和責任感。”

      大學是學術研究的圣殿,更是知識分子成長的搖籃。在這里他們通過教學和科研完成人類文明的傳承和創造,更通過所堅信的至善理念,為自己的信念而發言,他們特殊的的聲音和風范在社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擔當“社會的良心”的批判精神,這并不是所有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都具備的一種深刻的人文關懷品質,而是知識分子所具備的一種特殊的精神氣質,是一種升華了的學術道德要求。學者是社會和國家的精英階層。“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能到哪里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三)恪守學術規范的誠信精神

      學術研究的價值在于知識的創新,而抄襲剽竊、粗制濫造是對學術創新的扼殺。因此,“有責任感的學者們會在文章中保留大量的注釋,包括對自己觀察的解釋,也包括對來自他人的重要資料的說明”。

      另外,學術誠信不僅是學者人格品質的表現,而且還影響到學術的尊嚴。“贏得榮譽和博取同行尊敬的欲望,對于幾乎所有的科學家來說都是一個強大的動力。從科學最早的歲月開始,對于名望的追求就一直伴隨著為使自己的學說占上風而不惜對真理稍加‘改進’以致憑空編造數據的念頭。”然而,人們對學術價值的信任,依賴于人們對于學者探尋真理的高尚品質的欣賞。如果在學術研究中,學者以追求個人物質利益、名譽作為目標,利益驅動必然導致學術造假的出現,學術尊嚴也就岌岌可危。因此,“造假被認為是學術研究中最不可原諒的錯誤”。

      學術成果的署名應實事求是。“在學術成就的評定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獨創權和優先權,因此作者署名非常重要。如果對于榮譽的分配做不到公平正確,那么結果是非常有害的,因為他會使人無法明確到底誰該對研究負有什么樣的責任。”因此,值得注意的兩個現象是“友情署名”和“贈送署名”,“不管其動機如何,這種行為都將有關作者以及科學研究事業置于危險的境地”。

      (四)堅持客觀公正的評價精神

      公眾或同行關于學術工作者的學術成果的評價,必須以學術質量為核心,堅持客觀公正的學術評價原則,對學術研究者的學術水準和學術業績做出正確的價值判斷。這樣的學術評價,不僅有利于學術人才的培養,學術精品的創新,而且有利于良好學術風氣的培養和引導。

      偉大的思想都源于自由的探索,學術創造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因此杜絕一切“學霸”“家長制”的管束,保障學術創新成為可能。“對科學創造最大的阻礙常常來自那些已經功成名就的學者,因為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學術地位,已經有了自己的學術框架,容不得新的思想出現,任何新的思想都被看成是對他的挑戰。”然而,一個具有深厚學術底蘊,高尚道德情操的學術工作者,絕不應該在科學面前丟棄公正的天平。學術評價只能以研究成果的學術性、思想性和創新性作為客觀公正的評判標準,嚴格遵守學術道德要求,避免一切可能的個人利益、團體利益、個人情感、關系因素等的影響,堅持嚴謹的工作作風。擔任學術評價的學者通常都是該領域的德高望重的專家,在面對尚未公開的學術成果的評審時,還必須具備保守學術秘密,不侵占、不泄露他人學術成果的高貴品質,這是對他人勞動成果的充分尊重,也是對知識產權的有力保護。

      三、學術道德的養成:學術自律,即知識分子的自我立法

      倡導學術道德,維護學術尊嚴,學界普遍認為最重要的途徑是,從個人良知追問研究者的社會使命,實現學術研究的道德自律。自律(Autonomy)是古希臘語中autos(自己)和nomos(規律)兩詞的結合,意思是指主體對自己的規定和約束,人們行為的約束力和驅動力依靠理性、信念和道德良心,依靠內心自覺,而不是靠外力強制。關于道德自律,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倫理道德是以自身的至善為目的的學問,為了獲得自由和幸福,人必須從符合人類自身的善的德行出發,在社會實踐規范中自主地自我立法、自我約束。德國哲學家康德從論辯道德價值的根據是在人自身還是在人之外出發,系統論述了他的倫理學術語———“自律”。所謂“自律”是指道德意志受制于道德主體的理性命令,“在他立法時是不服從異己意志的”,是主體的自我立法。“道德就是行為對意志自律的關系,也就是,通過準則對可能的普遍立法的關系,合乎意志自律性的行為,是許可的;不合乎意志自律性的行為,是不許可的。其準則和自律規律必然符合的意志,是神圣的、徹底善良的意志。”也就是說道德價值的根據在于人自身,在于善良意志,在于遵循絕對命令的善良意志。在康德的理論中,他律即是道德行為受制于理性之外的其他因素,例如神的意志,環境或社會的權威,以及感性欲望等,而在他看來這樣的行為是有悖于道德的純粹性、人的自主性和尊嚴的,他堅持自律,排斥他律。后來,馬克思在康德的理論基礎上,從人類精神而不是個體精神的基礎上談論了道德自律,他認為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這種人類精神的基礎和內容是,個人的私人利益應當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因此,馬克思所強調的自律精神不僅僅是個人的道德意志,而是在對外部世界規律的認識的基礎上,通過實踐形成了自我認識,這種認識將主體的行為限定在規律性的范圍之內。可見,道德自律不僅是主體的克制和約束,還是來源于自然、社會客觀要求基礎之上的律己。因此,所謂道德自律,是指道德主體在社會實踐中為了實現自身的自由而自覺地內化并遵循社會道德規范所形成的自我立法。任何外在的社會性他律形式,只有通過道德個體的自律,才能最終內化在人們的心中,成為個體的自覺自主的行動。道德自律建設是相對于制度倫理等外在約束而言的,是一種更高層次的道德建設任務,只要人還沒有形成內在的德性,還沒有成為真正的自由的道德主體,有關道德的倫理制度的意義都是不完全的。

      由于德性的本質在于理性的自覺,突出道德主體的主動性、能動性,從而自覺地履行道德義務,因此,加強學術自律,進行知識分子的自我立法,是遵守學術道德,維護學術尊嚴的基礎。學術道德的培育,主要以健康的品格和內在的自律為其取向,加強學術自律是學術道德建設的根本任務。學術道德要建立起自律的機制,必須使學術共同體對規范的本質、規范的價值以及規范于己于人于社會的意義和作用有一理性的認識。也就是說,學術自律性道德規范的確立,應建立在理性基礎之上,應是理性思考的結果。當學術研究者選定科學研究作為其職業時,就應當嚴守職業道德,樹立學術道德的基本精神氣質,忠于真理,嚴謹治學。在學術研究中,如果學術規范得不到研究人員的個人認可,就不可能成為自我遵循的行為規范。知識分子的自我立法,要求著力于學術自律能力的培育,在研究中自我規定、自我約束、自我超越,自覺維護和遵守長期的學術實踐而積淀下來的規范。這種學術行為也是符合大學所擁有的自治傳統和學術自由的精神,利用內在的自我約束的方法,營造一個自我立法的制度,為學術道德的建設提供一個優良的制度空間。

      四、結語

      知識分子被譽為社會良知的守望者,正如費希特所說:“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是每一個人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整個社會的最終目標,而且也是學者在社會中全部工作的最終目標。”學者“應當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他應當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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