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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學術共同體視域下的高校學術腐敗治理路徑


      2014年04月24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一、問題的提出

      當前,我國正處于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期,伴隨著經濟體制、社會結構、思想觀念、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與調整,出現了大量的社會失序現象,其中最為突出和引起民眾嚴重不滿的當屬各種腐敗現象。一度被譽為“象牙塔”和社會最后一片凈土的高校,在以效率取向學術制度安排和公權力滲透學術研究的背景下,各種學術腐敗現象也層出不窮,嚴重貶損高校的崇高形象,阻礙學術的健康發展,損害學術共同體的聲譽,從而引發較為嚴重的公共信任危機。何謂“學術腐敗”?國內學界尚存爭議,定義版本眾多。本文較為認同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的觀點:“學術腐敗是指利用權力、金錢、其他物質或精神方面的利益,以非法的或不正當的手段為自己或幫助他人獲得學術成果、學術聲譽、學術地位或其他與學術有關的利益。”在學界關于“學術腐敗”的討論中,“學術失范”和“學術不端”是兩個運用頻率較高的相關概念,從而造成了一定的概念混亂。雖然三者的目的都是為了謀取學術利益及其他利益,但區別也是明顯的。相較之下,學術腐敗在性質上要比學術失范和學術不端更為嚴重和惡劣。正如中科院何祚庥院士所言:“學術不端行為往往是個人行為,而學術腐敗則涉及整個學術環境。學術不端行為要制止,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學術腐敗。”

      面對日益嚴重的學術腐敗現象,國家教育部提出通過道德力量、行政力量和法律力量三管齊下治理學術腐敗。道德力量強調學人的自律,行政力量強調對學術腐敗行為的行政制裁,法律力量強調對學術腐敗的法律制裁。有學者提出以權力制衡、機構監管、司法介入和誠信的法治化建設為視角的高校學術腐敗現象復合治理機制。但學術腐敗畢竟不同于其他社會領域的腐敗,通過行政力量和法律力量主導學術腐敗的治理顯然欠妥。何況多數學術腐敗行為的發生,是由不合理的學術制度安排、扭曲的評價體系、公權力干預學術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故此,將學術腐敗的原罪簡單歸于個人有失公允。從長遠來看,建立以道德自律和自治為基礎的學術共同體,在學界逐步建立起一套憲政秩序、法治規則和糾錯機制,將是學人的崇高使命和追求。本文將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學術共同體視域提出高校學術腐敗的治理路徑。

      二、高校學術腐敗根源的學理解讀

      關于高校學術腐敗的根源,學者們進行了大量的探討。朱迪從心理學的角度探討了高校學術腐敗的成因:時代背景下的“需要失衡”,社會學習下的“行為強化”,道德發展中的“自律缺失”,“功利主義”的“效果論”。張書曄等認為造成高校學術腐敗的原因很多,但不合理的科研成果評價體制是其中一個重要誘因。祝光英認為學術腐敗問題實際是體制問題,學術道德滑坡與學術腐敗都是學術體制環境作用的結果。這些關于原因的分析,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本文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高校學術腐敗的根源作進一步的學理解讀。

      (一)學術特權利益共同體

      學術共同體,是一個志同道合的學者群體,在基于相同或相近的價值取向、文化生活和內在精神的基礎上,遵守共同的學術道德規范,相互尊重、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推動學術的發展,從而形成的群體。馬克斯·韋伯主張學術共同體的成員應該“以學術為志業”。在這個群體內,“沒有長官意志,沒有行政命令,沒有組織紀律,但有自己的傳統、自己的規范、自己的秩序,一切以無聲的約束和自覺的遵從來實施和維持”。

      按照默頓的觀點,在現代社會里,沒有相對獨立的科學共同體的存在,科學就很難獲得其長久性發展壯大所必須的自主性,不能成為其自身“價值和利益的堡壘”,而正是這一堡壘能夠“維護科學制度所發揮的獨特的功能”。然而,我國高校是一個以長官意志為導向的管理體制,是行政官員治校而非教授治校。公權力對學術規范、學術規律、學術秩序的肆意干涉和浸染,已嚴重扭曲了學術的評價體系。高校學術研究在經受權力掌控的同時,學術評價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又讓學術研究落入了金錢的奴役和驅使之中。學術共同體的基本特征是“對話與交流,爭辯與批判,自主與自由”。但在權力和金錢的雙重壓力下,原本規范的學術共同體已蛻變為“學術特權利益共同體”。

      在此情形下,共同體不再堅持嚴格的學術規范和學術操守,而是蛻變為只聽命于行政領導,進行學術利益評價而非學術價值評價。學術成為部分人牟取利益的工具,而不再是學者的理想和生存狀態。有些學者在權力和物質利益的雙重驅使下,主動放棄學術理想和學術自治,學術共同體的陣地逐漸淪陷。因此,“學術腐敗問題的出現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學術道德的不完善,而在于學術階層主體性的缺失”。

      這種利益共同體以知識/權力共生的雙面形態左右學術研究的運行軌跡,依賴權力制定標準,單方拍腦袋規劃學術發展,壟斷學術資源,并對其他共同體進行區分與劃界,從而用一種符號權力決定其他共同體的命運。這種共同體為了實現壟斷目的,還與其他強勢共同體形成互換投票行為,從而嚴重破壞科學的民主原則,主張權力導向的學術風格,導致科學共同體內部偏好偽裝盛行,造成了科學共同體整體創新乏力,直接掩蓋了科學界存在信任危機的現實。

      (二)單位制度型學術

      大學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傳統和理念,其中大學自治、學術自由、教授治校是其精髓,并在這種傳統和理念的指導下為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服務。但新中國成立后,基于實現社會整合和穩定社會秩序的目的,我國在社會管理中嵌入了“單位制度”,從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組織形式和社會調控方式。單位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組織依附性、功能多元化和單位級別化。有學者概括了“單位制度”產生的系列“意外后果”:單位依附性強而效率低下,“單位主權”興盛并局部消解國家權威,單位對資源的占有與分割,滋生體制內腐敗。

      原本作為自治實體的大學嵌入單位制度,就不可避免地凸顯了單位制度的特征,從而形成了獨特的“單位制度型學術”。從單位的視角來看,單位對個人是一種“保護—束縛”二重機制;從個體的角度來看,成員對組織是一種依附與交換的關系。這種大學組織的“單位化”,如果從制度效果來看,導致大學職能泛化,引發大量行政人員崗位的設置和組織機構的膨脹,從而提高管理成本;單位制度下大學與政府組織結構趨同,導致大學創新乏力。就大學組織內部的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關系而言,大學里的各類行政人員成為管理主體,學術人員在很大程度上被這種體制邊緣化了。

      國外著名學者安德魯·沃爾德(AndrewG.Walder)認為,在傳統的單位組織內部存在著一種可以稱之為庇護主義(Clientialism)的關系系統,即存在于單位領導與積極分子之間、積極分子和非積極分子之間的庇護關系網絡。一方面,從高校單位的視角來看,學術成果與項目、資金等優勢資源緊密結合,為獲取更多教育資源,高校會想法做大學術成果的蛋糕。為此,對單位學術成果發展有突出貢獻,但又與重大學術腐敗事件有瓜葛的所謂“學術骨干”,單位會不惜動用權力進行保護,對學術腐敗行為采取默許甚至縱容的態度。但對處于邊緣地帶學人的學術腐敗行為,單位的處理手段往往又嚴厲得多。

      正如學者布魯貝克所指出的,大學不是一個平等主義的社會,而是等級制度的社會。另一方面,從高校成員的視角來看,一個成員要獲取更多的學術資源和更好的發展機遇,其研究方向、研究內容、學術思想都要符合高校的行政導向,從而扭曲了學術本原的發展規律。因為“自由思想是學術發展之生命所系,在學術思想領域,學者享有充分的自由,做何種研究規劃,取何種理論立場,學者有選擇的權利,其他人無權干預”。正如蘇格拉底所言:“學者必須有權利探索一個論點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

      (三)權力場域與利益博弈下的學術倫理異化

      在行政主導高校運轉的現行體制下,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猶如一對連體嬰兒,看起來畸形但卻并行不悖地和諧共存。這種權力場域的強勢存在是學術腐敗的深層制度誘因。梁啟超說:“學術乃天下之公器,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意指學術成果是一種大眾共享的公共產品,任何個人和集團都不能專有專營和實行壟斷,學者都是具有獨立精神和平等人格的自由人。蔡元培先生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從美國高等教育學學者伯頓·克拉克(BurtonR.Clark)的觀點來看,大學之所以不同于企業組織和政府組織,就是“由于以知識為操作材料,使高等教育組織與其他組織區別開來,知識材料尤其是高深的知識材料,處于任何高等教育系統的目的和實質的核心”。但隨著權力對學術的不斷滲透,大學逐漸變成了權力主導下的速成“養雞場”,學術腐敗愈演愈烈也就不足為奇了。

      當然,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之間的博弈并非中國所獨有。伯頓·克拉克認為學術屬性和科層屬性共同構成了大學整體組織結構的兩維,兩種屬性反映了大學組織的基本特征。克拉克在這里指的“兩種屬性”,實際上就是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有學者的研究表明,國外大學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有三種模式:一是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兩權分離,又有滲透,各司其責;二是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兩權滲透,適當分離,學術權力起到主導作用;三是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兩權滲透,適當分離,行政權力起主導作用。但在高校的實際運作中起支撐作用的仍是行政權力而非學術權力。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之間缺乏協調性,集中表現為“一個沖突”(價值觀念對立導致的沖突)和“四個失位”(行政權力越位、制度建立錯位、制度建設理論基礎缺位、科層組織行政本位)。

      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霍爾巴赫明確指出:“利益就是人的行動的惟一動力。”當下的高校也是一個利益博弈的場所。學術研究的本原是對知識、科學、自由、文明的推崇,對理性、獨立、純潔、高尚的學術品格的孜孜追求。但在市場利益驅動和權力誘導的雙重作用下,學術研究和學術成果與大學教師的職稱評審、職位晉升、工資福利、公務用車等物質利益直接掛鉤。其結果,行政權力理所當然成為資源調配的中心,學術權力必須依賴行政權力才能實現其職能的最大化。

      在這種權力場域強勢存在和利益博弈下,高校中的部分學人會有意無意地放棄對基本學術倫理的堅持,從而出現了學術倫理的異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完全功利化的學術考評機制面前,利益、名望與生計成為學者們在倫理上衡量自身價值的主導性標準,學術的傳承與創新則演變為學者們實現自身利益與名望的手段,這使得學術研究目的的倫理底座被完全顛覆。”在這種扭曲的學術倫理指導下,眾多教師熱衷行政職務晉升而非鉆研科研。
      一些在科研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的知名學者,則會“學而優則仕”,從而逐漸遠離其追求的學術本原。對于在部分人身上發生的學術腐敗現象,大家的反應不是同聲去譴責,而是緘默不語。久而久之,就會產生美國著名犯罪學家凱琳(GeorgeKelling)和政治學家威爾遜(JamesQ.Wilson)提出的“破窗理論”效應:在大家麻木不仁的氛圍中,學術腐敗現象就會更加容易滋生蔓延。

      三、高校學術腐敗治理路徑

      正如弗萊克斯納所指出的,“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學應不斷滿足社會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需要大學培養具有獨立人格與科學創新精神的人,而非利欲熏心之輩。由此,大學應回歸它的本原———學術共同體:一種真正的共同生活,一種歸屬精神,一種可以信賴的權威結構,一種來自大家的互惠互利的意識,一種作為共有、共享的精神指引。并在這種精神和倫理的指引下對高校學術腐敗進行有效治理。

      (一)強化學術共同體的自治和自律,重構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合理邊界

      學術共同體是一個由具有獨立人格、自主精神和學術追求的自由人組成的松散聯合體。在這個聯合體內,最高權威應是基本的學術倫理、學術規范、學術規律,而非長官意志和行政命令。在這個共同體內,擁有始終恪守學術規則的教授和學生,擁有共同的精神歸屬和文化生活,擁有以學術規律為中心的制度安排。正如克拉克所指出的:“大學作為一個機構,需要為它的教師們創造一種環境:穩定感———他們不用擔憂其工作的經常不斷的變化;安全感———他們毋需耽心來自校外的各種非難;持續感———他們不必耽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結構會受到嚴重破壞;公平感———他們不必懷疑別人受到的對待比自己的更好。”只有建立起這種學術共同體的自治,才能在較大程度上排除權力對學術的干預,保持學術的獨立性。

      為此,還需強化學術共同體的自律,建立嚴格的學術規范。從一定意義上說,學術規范是學術共同體的基礎。如果借用美國哲學家托馬斯·庫恩(ThomasS.Kuhn)提出的“范式”概念,這里所指的學術規范就是學術共同體一致恪守和踐行的規則、信念、傳統、價值標準、基本理論觀念和研究方法。這種“規范源于學術的合作、競爭、組織和互動性質,它為這些相互關系提供框架———通過給每個個人施加約束,來提高整個知識生產的效率和質量”。學術共同體成員對學術規范的遵守,不是基于權力的強制,而是學術共同體經過不斷的試錯、調整、再試錯、再調整,然后選擇、認同、遵守的自覺結果。

      從國外大學的經驗來看,由基于民間身份的學術團體來確立學術規范是一個較為有效的構建學術規范的路徑,不但可反映學術共同體在確立范式過程中的核心作用,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分離,從而凸顯出較為明顯的學術自律品格。在我國現有的高校管理體制下,要實現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分離是不現實的,但基于“破窗理論”認為:如果有人打壞了一個建筑物的窗戶玻璃,而這扇窗戶又未得到及時維修,別人就容易受到暗示性的縱容去打爛更多的窗戶玻璃。久而久之,這些破窗戶就給人造成一種無序的感覺,在這種公眾麻木不仁的氛圍中,犯罪就更加容易滋生蔓延。

      學術規律和學術倫理的基本考量,重構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合理邊界卻也是迫切的。美國學者麥考米克和梅沃斯通過實證研究表明(1988):教授不應過多地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行政人員也不能過多地從事科研與教學。威廉·布朗的研究進一步證實:對于學術事務,教授參與度越高績效越好;而對于行政事務,教授參與度越高則績效越差。根據中國科協主席韓啟德的觀點,當前要通過必要的制度安排,發揮學術共同體在學術評價中的基礎作用,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應合理界定邊界。比如政府科研經費的分配可以委托以學術共同體為主體的社會組織來進行;高校和科研機構人員的職稱應完全由與行政管理分離的學術委員會來評定等。

      (二)協調權力和利益,構建高效清廉的學術同行評議制度

      盡管存在缺陷和不足,盡管備受批評和責難,但通過協調內外權力和利益,構建高效清廉的學術“同行評議”(peerreview)制度,仍然是高校學術腐敗治理的主要路徑。正如韓啟德先生所言:“學術的評價、學術的標準、學術上的分歧,所有學術上的問題只有依靠學術共同體才有可能得到解決。盡管學術共同體也有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決定,但沒有別的更好選擇。”

      概言之,“學術評價是指根據一定的目的和標準,采用一定的理論和方法,對學術成果、人員、機構、學術媒體展開的價值判斷活動,以衡量學術活動及其相關事項的有無、多少、作用和價值”。“同行評議”制度最早發端于17世紀,是由英國皇家學會主辦的《哲學學報》主編歐頓堡設計的、用于審查刊物稿件的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是當前學術系統中最為盛行也最為核心的審查和評價制度。在科學研究領域,“同行評議”的主要內容是研究項目的評價和研究成果的評價。正如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在《科學質量的評估》中指出的:“它是影響確定諸如誰學、誰教、誰領先、誰將進行科研工作,以及什么結果應被發表和應用等一系列關鍵決策的基礎。”

      由于同行學術評價現在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學術資源和利益的分配中,因而對治理高校學術腐敗具有特殊的價值。因為“當外在于學術共同體的政府或機構成為學術活動的組織者,特別是成為學術資源及利益的主要提供者和分配者時,學術評價也就從學術活動演變為參與分配學術資源和利益的權力行為”。因此,如何運用好學術共同體的這種共同權力,實現學術資源的公平、合理、透明的分配,是消解高校學人學術腐敗動因的重要外部因素。

      為此,要確保評價標準、評價程序的公正和透明。因為“要搞壞一個經濟,最可怕的是破壞它的貨幣;而要破壞一個學科,最可怕的恐怕是扭曲它的認證標準”。一旦同行評議的標準扭曲,學術共同體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就會蕩然無存。科蘭(JohnB.Conlan)在一個關于同行評議制度的聽證會上就曾尖銳批評該制度是一個基本上為極少數杰出的“老友”(oldboys)謀取利益的精英主導制度……它完全是一個“亂倫‘密友體制’”(anincestuousbuddysystem),窒息了科學新理念誕生和科學突破的生機。故而,聯邦研究和教育“蛋糕”派送不過是一個壟斷者的游戲。由此可見,壟斷學術信息和資源,在學術評議中羅織“熟人關系網”,由地位顯赫的行政、學術精英制定評價標準,瓜分學術資源,是學術同行評議制度最容易偏離學術共同體的地方。但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制度,這種學術同行評議制度畢竟體現了學術共同體的基本精神,最大限度體現了學術人當家作主的學術活動的內部邏輯。應不斷強化該制度的透明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強化學術精英的學術責任和學術倫理。

      在我國的現行體制下,要不斷強化學術民主,由具有獨立人格和堅持學術倫理的學術精英掌控學術資源的分配權,強化學術團體的自治和自律。行政權力雖不直接進入學術資源和利益的分配,卻是這種資源和利益的直接提供者。行政權力應通過相對剛性、透明的制度安排規范學術評議規則和程序,在最大程度上減少共同體學術評議過程中的“熟人關系”和“老友”現象。當然,還應允許社會專業人士、相關媒體和網絡輿論來監督共同體內的學術運作,對共同體內成員的學術評議行為構成道義壓力。要不斷淡化學術評價中的外部性評價,強調學術自身的價值、標準和倫理。也可通過建立各類民間性的學術評價中介機構,使其參與學術評價。

      (三)克服學術研究目的的倫理模糊,強化學術腐敗的倫理矯治

      以往對學術不端行為的研究,大都從學術體制外、學術體制本身、學術制度規范等角度切入。但對于大學的學術人來說,學術不端大多是其“價值錯亂”(ValueDissonance)引起的,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道德問題和倫理問題,而非法律問題。隨著我國高校包括學術腐敗在內的學術不端行為的頻繁出現,從而直接驅動了學術倫理(AcademicEthics)的研究。“所謂學術倫理,就是學術共同體內形成的學術研究的基本道德規范。”從效用來看,學術倫理事關學術人立學做人的基礎、學術自由的實現、整個學術事業的發展與繁榮。

      當前,高校學人對通過學術倫理矯治學術腐敗的重要性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有學者認為:學人之所以為學人,是有一個學術規范的,什么應該做,什么不該做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也是規范,但不是操作層面的規則,而是一種“深層哲學”,這種“深層哲學”是學人做人的前提,是其在人格層面上找到自己這么活的充分理由。在這里,“深層哲學”就是學術倫理,所謂“不是操作層面的規則”,意指是一種內心世界的價值認同和職業操守,而非強制性的剛性規定。有學者認為學術腐敗的根源,就在于學術腐敗者在內化社會文化上有嚴重缺失和瑕疵,倫理道德的原則和規范還遠遠沒有內化為他們的自覺意識,他們太缺乏倫理智慧,因此學術腐敗的根治必須要求助倫理道德工具。

      鑒于此,高校學人要克服學術研究目的的倫理模糊,運用學術倫理對學術腐敗進行規制和矯治。所謂“規制是指依據一定的規則對構成特定社會的個人和經濟活動主體的活動進行限制的行為”。

      上海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羅志敏對學術倫理的規制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根據他的觀點,學術倫理規制具有自己獨特的特性:學術倫理規制是與大學學術倫理失范相匹配的治理措施,是一種以學術價值觀內化為特征的價值性規制,符合大學學術活動的運作規律,契合大學教師這些學術人的勞作特點,具有比其他規制手段更完整、更全面的規約力。

      為此,高校要建立起內在的學術倫理價值觀。這種倫理價值觀要充分體現大學的精神和精髓。正如西班牙高等教育學家奧爾特加·加塞特指出的:“把大學當作一種精神比把它當作一種機體更合適。”首先,大學要具有求真務實的精神,這是學術倫理的核心價值觀。具有獨立人格和恪守學術精神的學人,對行政權力不屈服、不媚俗、不迎合,而是基于學術規律和學術倫理的原則,追求宇宙的客觀規律。其次,要有嚴謹和嚴苛的治理精神,這是學術倫理的“底線倫理”。“嚴謹”的價值含義應至少包括“唯實、嚴肅、嚴格、嚴密、審慎”。再次,大學要具有創新的精神,這是學術倫理的“上標倫理”。就如柏林大學奠基人洪堡認為的那樣:“大學旨在讓人領悟科學的統一性并具備創造力,所以學術創造力的培養是大學教育的重點。”這種創新精神主要表現為大學學人的學術批判能力、學術反思能力和學術探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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