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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題目呈現文學研究短板


      2014年06月09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1984年,現任汕頭大學教授的王富仁,憑借論文《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通過專家答辯,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首位博士。近三十年過去了,這個專業到底“出爐”了多少位博士,他們撰寫的博士論文都在關注哪些話題,引發不少人的興趣。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洪亮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行了重新梳理,制作了《1984—2012年中國現代文學博士論文題名一覽表》,刊發在今年第7期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據不完全統計,這張一覽表共收錄了1763篇現代文學博士論文的題名。在洪亮看來,一個論文選題,自然無法完全代表論文的整體質量和價值,但貫通起來,加以比較,則“可以為考察整個專業的發展歷程與現狀,提供一個獨特而有效的角度。”

      選題重復堪憂,但關鍵是“舊瓶”要裝“新酒”翻閱這張一覽表,就會發現有的論文題目似曾相識,頻繁露臉。這在對周作人的研究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2006年,有篇博士論文題為《周作人文學思想研究》。過了5年,同題一字不差的論文再度出現。題目表述略有差別,實際上選題幾乎完全相同的例子也有不少。比如,關于周作人翻譯的論文,2000年的,叫《周作人文學翻譯研究》;2003年的,是《周作人翻譯多視角研究》;2007年的,為《周作人的文學翻譯研究》。

      盡管出現這樣的情況有多重原因,但最為關鍵的還是不太了解本學科的研究進展,“所以,在選題之前盡可能全面地掌握學術動態、了解已有研究成果,是非常必要的。”洪亮分析道。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南昌大學中文系教授李洪華認為,論文題目相同、相似或相近,并不能簡單地認為就是“創新性不足”。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外延和內涵仍有很多值得拓展和挖掘的生長點,不能因為一些話題曾經是討論的熱點,現在或將來便不能“舊事重提”。從事學術研究,關鍵不是看“題目”是否“舊”,而是要看重“內容”是否“新”。

      “只要有新的視域、新的史料和新的話語,‘朝花’也可以‘夕拾’。”李洪華說。整理這份表單,洪亮前后耗費了三個多月的時間。他說,這個工作讓他弄清楚了哪些領域已經差不多被發掘殆盡,哪些領域還有繼續開掘的空間,“另外還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是想寫出新東西,不光要有獨特的想法,最好還要有獨特的史料發現。”

      更為重要的是研究的著力點不可固化,不能因循守舊。

      從這份一覽表上還可以發現,魯迅是一個熱點。洪亮的統計是共有126篇論文在選題上直接與魯迅有關,這意味著大約每14篇論文中就有1篇是研究魯迅的。

      石家莊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楊紅莉觀察到,在這126篇論文中,不足20篇是對其作品進行比較純粹的藝術層面的探討,如對魯迅小說敘述藝術、修辭藝術的研究等。其余大量論文則主要是對作為思想家的魯迅進行研究的。

      楊紅莉說,這表明魯迅不僅僅是一個文學藝術家,更是一個在中國思想史、文化史、藝術觀念史等各個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的人物。但這一現象似乎也能表明研究者們更習慣于對作家作品的思想進行深度闡釋,而對作品的藝術性缺乏足夠的關注。

      “也就是說,從選題來看,研究者更重視對于現代文學‘思想性’層面的研究,而相對忽視‘藝術性’層面的研究。”楊紅莉期待這樣的現狀能夠得到改觀。

      人才在流失,留下的多醉心于“學術”而淡化了“學問”攻讀中國現代文學博士學位,一旦通過了論文答辯,自然成為了現代文學研究與評論的后備力量。但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吳義勤在翻閱這份一覽表時發現,當前還在一線進行研究的,比例并不高,“很可能這些博士一畢業,就與專業告別了。”

      他認為,這可能是因為就業的壓力一直存在,博士生的數量不斷膨脹,但高校和研究機構吸納博士的比例偏少,所以他們不得不放棄研究,另謀出路。

      還有一種可能是現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出發點也不一樣,“像上世紀80年代,讀博士那是真的熱愛文學、熱愛學術,而今天不少是基于改變環境、改變身份的需要。因此,對今天的博士們來說,當面臨選擇時,學術被放在第二甚至更靠后的位置。”

      對于這份表單,湖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劉川鄂的第一印象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論文的選題宏大、視野開闊、注重中外比較,有比較明顯的問題意識。相對而言,新世紀以來,選題的學術視野大都局限在學校書本教育層面上,偏小、偏窄、偏碎,考據多于思辨,知識重于思想,不太探討文學與社會的關系,現實關懷也比較欠缺。

      他認為,這表明現代文學研究的兩種思路:一是現實參與型的“學問”,以文學探究社會現實,希望對當時的文學文化建設有參考、借鑒乃至指導作用,具有明確的現實指向性;一是知識積累型的“學術”,把文學現象進行現場還原,不追求明顯的現實功用。

      “從人文學科特性而言,前者充分發揮了文學之于社會、人生的價值,是一種積極的、動態的思辨之學。后者則延續了學術的自然積累,是一種平面的、靜態的考據之學。兩種各有特長,互為補充。”劉川鄂說,關鍵是如今屬于學術積累型的選題過多,更多的博士在論文選題上就過于注重“學術”,而淡化了“學問”。

      在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教授孟繁華看來,透過近來的一些博士論文選題,可以初步看出,當下的學術研究缺少“苦悶”和“矛盾”,更無“遲疑”和“迷茫”,因為“知識規劃”已經為這些“學術新鮮人”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學術本來是一條‘通途’,現在卻越來越成為走向個人的學術‘小路’。這種傾向值得深思。”孟繁華總結道。

      延伸閱讀

      根據洪亮的不完全統計,從作家作品看,除魯迅外,其他受到關注較多的作家還有沈從文(28篇)、周作人(27篇)、胡適(21篇)、梁啟超(21篇)、張愛玲(18篇)、老舍(17篇)、王國維(14篇)、林語堂(11篇)、茅盾(11篇)、郭沫若(10篇)。從時間段來看,“五四”時期是個熱點,共有81篇論文與此有關。另外,有40余篇論文對抗戰時期的文學給予重點關注。

      對于地域的文學現象,最突出的是上海,共有38篇。其他比較突出的還有臺港澳(28篇)和東北(15篇)。

      對西方理論與方法的癡迷也是博士論文的一個熱點。比如“現代性”一詞,在論文題名中出現了70多次。楊紅莉認為,這既說明了西方文論對中國的影響,也表明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亟待進一步實現現代化轉換,中國的研究者也需要進一步研究傳統理論,從而發掘其對于現代文學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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