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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作風與學術生態現狀引起議論紛紛


      2014年08月04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世紀中國網站”和《中華讀書報》近來備受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學術界目前的糟糕狀況給了這些報刊和網站以贏得“眼球”和“點擊率”的絕好機會。在短短一個多月時間內,它們先后揭露了復旦大學和南京大學的兩樁學術抄襲案。揭露有學者把國內外其他學者的成果以編譯或直接照抄的方式納入自己的著作而又不注明出處,認為這種做法已經是不容置疑的抄襲。

      在沒有事件、沒有會議、沒有筆戰就會顯得難堪沉默的學術界,這兩起抄襲案在圈內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動,從而進一步把這個問題推到了前臺:我們究竟處在怎樣的一種學術生態之下?

      嚴謹的學術規范,是維護和支撐良好的學術生態環境的重要前提。然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學術界近年來對學術規范的呼喚,并不能算作是學人們的自覺意識和行為,更大程度卻是對“學術丑聞”越揭越多、學術界越描越黑作出的一種回應。從摻雜水分的拼湊、沒有忌諱的抄襲,到充滿常識性低級錯誤的學術翻譯,看似成果迭出一片繁榮的學術界受到越來越多來自圈內外的質疑。

      許多學者在談到這些事件時都說,學界違規事件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源于某種僥幸心理。從業已揭露出的事實來看,學術抄襲大多都是自以為他人不會知道的小聰明所致。

      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華民教授更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學術界種種弊端得以產生的原因。在他看來,學術界的違規事件,源于長期以來我們還沒有很好地確立起知識產權的概念,不尊重知識產權,道德風險就必然很高,知識分子長期以來被輕視,很大程度上也同不尊重知識產權有關。從學術規范的建立過程來看,如果因為程序上出現了一些問題,就僅僅在技術上修正一些指標,而不是在尊重知識產權的基礎之上提出學術規范,非但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助長不良風氣的蔓延。此外,學術違規事件的發生,還與成本與收益極度不對稱密切相關,因為冒險違規,其所獲得的收益(稿酬、職稱、社會地位等等)要遠遠大于其可能受到的懲罰,而且被查出的幾率也非常小,因此才會引發并不少見的學術抄襲事件。

      但隨著學術違規事件所引發的討論的逐步深入,從學術道德的立場時抄襲者加以指責,已經不是唯一的向度。復旦大學的吳中杰教授便表示,我們不能只是在道德的平臺上談問題,在從個人品質的角度指責一些學人損害學術制度的同時,還應當清楚地看到機制問題,制度問題。因為機制的缺陷是更為根本的問題。

      學界內外現在普遍感受到,一種把學術成果加以量化的風氣,正愈益主宰著學人們的個人與集體行為,也就出現了如下一些“怪現狀”。據了解:

      一個試圖獲得博士學位的文科學生,必須在所謂的權威刊物或核心刊物上發表一至兩篇學術論文;

      一個在兩三年內發表了150余篇學術論文的博士生,會得到大學校長的公開表揚;

      一個試圖獲得高級職稱的教師,必須擁有一部專著,論文不算,譯文不算,譯著也不算;

      一個不論是什么職稱的文科教師,可以憑自己在媒體或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到學校領取數額不等的獎金。在某高校,如果你的論文能被《新華文摘》轉載,便可領取4000元的獎金;

      一份在常人眼里是“清水衙門”的專業學術刊物,能夠以一頁向作者收贊助費1000-2000元的內部標價刊發“學術論文”……

      所有這些“量化”的做法,核心都是圍繞著提高“學術生產力”來制定的。于是,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著作等身”的學者。

      在吳中杰教授看來,從成果的數量上來看成績,如果搞過頭,把“量化”絕對化起來,必然會產生出另外的弊端,即忽視了對于“質”的要求。而學術研究卻是最講究質量的,尤其是人文學科,更不能單一地采用“量化”的標準來衡量學術水平。

      而從現實條件來看,上述的一些“量化”指標本身就隱藏著學術違規的危險。

      比如,有人做過一個簡單的換算:如果每位文科博士生要發表一到二篇學術論文,那么,以目前在讀的博士生數量來計算,即使全國所有的權威或核心學術刊物全都為他們開綠燈,恐怕都難以滿足這一要求。現在學術刊物導師與自己的學生聯合署名的現象越來越普遍,就是這一“量化”指標帶來的結果。

      當然,即使建立起嚴密的學術制度,到最后關鍵還是取決于人,要靠人來遵守和執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位態度平允寬容但不愿透露姓名的名教授指出,在學術進入市場的情況下,學術制度很難做到周嚴和完美。比如“引用次數”固然是一個適用性很強的學術評判指標,即學術成果的質量以其被引用的次數來衡量,但在一些非常專門的學術領域,一些極具學術價值的著作或成果可能根本就沒有人引用。由此可見,任何一種學術制度都難以提供一個完善的標準。對于一個學者而言,無論是譯文還是論文,最終都要依據質量來評判。學術界要建立良好的學術規范,關鍵是要有良好的風氣。在學術界確立權威和專家的地位,以此來形成一定的評判標準,就不失為一種現實的取徑。

      這位名教授的“藥方”,可能更適合于有中國特色的“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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