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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學術造假似是無解難題


      2014年08月17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復旦大學教授唐賢興學術造假要么草草收場,要么留待下回分解。這是當今中國學術的生態,也是中國學術的悲劇。

      圍繞汪暉和朱學勤兩名教授涉嫌抄襲的事情,已經成為輿論和學術界一個熱鬧異常的事件。道德譴責者有之,劍指監管制度缺失者有之;而針對涉嫌抄襲之當事人,群起而攻之者有之,指點迷津以便當事人能迷途知返者也有之。總之,臺上的臺下的,劇中的和局外的,都懷著不同的心境,紛紛參與或被卷進一出出荒誕劇中來,大有“打群架”的氣勢。

      但是,學術造假在當下的中國是連續劇,而不是獨幕戲。每個故事都不會有結局,因為總是要么草草收場,要么留待下回分解。這是當今中國學術的生態,也是中國學術的悲劇。我本無意論辯相關當事人的是非曲直,但作為學術圈內之一小分子,卻又不能做一個置身事外的看客。在我看來,針對學術造假的治理行動,在目前的條件下似是一個無解的難題。

      其一,我們不能忽視涉嫌抄襲的當事人所在的大學或研究單位這個因素。在社會轉型時期,超越常規的發展是我們的戰略模式。當人們把“超越常規”誤解為可以胡來的時候,過分行政化的大學自身也難以獨善其身。在很多大學不切實際地提出幾年時間里趕超“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之下,以論文和著作等數量為指標而對大學老師進行獎罰的制度,與國家那些片面追求GDP的制度安排,在性質上是相同的。學校之間爭奪資源和影響力的殘酷競爭,意味著大學本身也面臨著很大的生存壓力,且這種壓力經常被轉嫁到大學老師身上。借用經濟學中的“經濟人”概念,大學教師也是一個趨利避害的經濟人,他們需要柴米油鹽醬醋,他們需要社會評價和地位。如果其名利觀極端扭曲,那么,剽竊———將他人的作品據為己有,并以作者自居,在剽竊的作品上行使著作權的行為———便成為實現這些目標的“捷徑”。今天,我們還看不到社會轉型和大學自身的轉型,將在何時完成。

      其二,雖然由于這種剽竊行為不僅侵害了作者的精神權利,也侵害了著作權人的經濟權利,還欺騙了公眾,但是在很長時間里,我們的譴責僅停留在道德和領導的政治口號層面上,而鮮見有效的制度設計和政策行動。大學自身的態度就是一個關鍵因素。家丑不可外揚,一直是我們的傳統法則。針對那些學術“大腕”的學術造假,絕大多數學校的處理法則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若實在遮掩不住,也就來個一至三年的博士生停招資格而已。這種處置沒有威懾性和制裁力,反而有很大的誘導性。由于抄襲的本質特征是抄襲作品的非獨創性和欺騙性,因此,學校的遮丑實乃對學術的不尊重,對學生的不負責。順便說一下,各大學現有的反剽竊措施,在針對大腕時往往是蔫的,只在針對小角色和學生,有時會強硬一下。

      每一所大學都會拿出這樣那樣的規則來告訴人們,學校是有預防學術造假與腐敗的體制與機制的。但是,剽竊的普遍性和廣泛性,說明這些制度是無效的。當然,還有許多制度層面懸而未解的問題。比如,剽竊的標準如何認定,誰來認定,認定的程序和公信力如何,這里面既有客觀上的困難,也有主觀上的偏差。今次汪暉和朱學勤涉嫌剽竊的事件,其中就有一個關于引注等學術規范問題。在中國,與整個社會的變遷邏輯相一致,學術規范及其標準也是一個變遷中的問題。過去可能是沒有規范,但今天確立起來的規范到以后就可能又變成垃圾。

      有的評論者指出,盯著一個人打假,而不致力于預防學術造假與腐敗的體制建設,本就是個偽命題。我個人認為,這個評論本身也是一個似是而非的偽命題,因為制度建設固然重要,但我們需要由什么樣的人來制定什么樣的學術打假制度,還遠未達成共識;同樣重要的是,只要大的制度環境不變(比如教授治校、學術自治等無法建立起來),任何打假制度就無法執行下去。如果有關學校當局

      不能痛下決心,那么,強調制度建設的論調最終也必然是一個制度泛濫但又極端乏力的結局。這方面的教訓已經不算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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