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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剽竊是制度缺陷所至還是道德淪陷所為


      2014年08月24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據《京華時報》6月21日報道,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監督委員會6月20日發布兩則處罰公告,武漢大學教授艾勇和中國民航大學教授張連順因抄襲他人論文成果受到通報批評。監督委員會還公開了13起抄襲、剽竊等科研不端行為,與前兩個處罰公告不一樣的是,這13起科研不端事件均隱去了名字和單位名稱,僅“發揮警示教育作用”。

      警惕學術腐敗逐步從丑陋進化到常態

      身為堂堂大學教授,對身份、臉面、名譽和地位,還是比較看重的。如果想到今日顏面盡失、斯文掃地,估計當初打死也不會去做那蠅營狗茍、偷偷摸摸的勾當。面對著輿論的討伐,領導的詰難,同事的嘲弄,學生的嘲笑,家人的奚落,這種給靈魂戴上枷鎖的精神處罰,仿佛像油鍋里的魚一樣感到難以煎熬。我們再去拷打和鞭笞他們的良知,無異于落井下石。需要認真反思的是,被學術界視為最卑鄙、最無恥、最惡劣的抄襲剽竊現象,何以從個別發展到群體,從特殊演繹成普遍,從丑陋進化到正常?

      細究起來,論文抄襲,研究造假,固然有當事人投機取巧、好逸惡勞、沽名釣譽、僥幸心理等主觀因素,而現實社會培育成熟的學術腐敗土壤,恐怕是其賴以生存的主要原因。這在于學術體制只根據論文的發表數量而很少根據其質量來對學者進行獎勵的語境下,且在于把論文的多少和其地位、待遇、職稱、仕途掛起勾來,學子和學者的逐利沖動就不可遏制。有些學者每年發表海曼文章,其產量之高在西方國家會令人難以置信。不少文章除了拼湊、抄襲,就是占用其所帶學生的勞動成果,這其實也是另一種剽竊。另外,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對論文發表采取一種寬松的評審政策,原因在于管理者普遍重視教授廣泛發表文章,而不管其研究成果是不是獨創的,他們需要的只是成果。而這成果,又和機構或者大學的水平、質量、排名連在一起,進而和政府投資、社會聲望、學術地位形成鏈條。這種各取所需、皆大歡喜的局面,正是學術腐敗得以猖行的天然溫床。

      此外,我國至少在目前,還缺乏比較合理的、有效的、科學的打擊和懲處學術腐敗機制。對當事者的處罰,多停留在道德層面,頂多對已有榮譽的剝奪和課題研究的中止,很少觸及實質層面的東西,比如降職、解聘或者撤銷技術職稱等。也就是說,學術腐敗的既得利益和預期收益,比遭受查處帶來的損失要大得多。按照經濟學原理,超過30%的利潤,投資者就敢鋌而走險,遑論學術腐敗的利潤就難以衡量了。還有,我國沒有保護揭發者的措施,即使有人能夠正直勇敢地站出來揭露其同行或上級的不端行為,也肯定會面臨報復,而且是群體性的圍攻。而機構和團體,這時大多選擇沉默,因為他們也是學術腐敗的既得利益者。

      據悉,教育部門有關負責人說,將設立一個國家委員會來調查學術不端。愿在這個問題上不是嘴上說說而已,盡早讓學術腐敗從常態回歸丑陋。

      “隱去名字”的處罰算什么處罰

      說實在的,學術界發生抄襲、剽竊等科研不端行為,已是毫不新鮮,與之相對應的就是處罰的板子輕輕落下。因此,一些抄襲者不但不感到羞愧,反而要百般抵賴。也許“處罰輕”也是一

      種潛規則吧,這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監督委員會的處罰同樣是顯得相當的“溫柔”。“隱去名字”能起“警示作用”嗎?

      抄襲、剽竊是一種可恥的行為,可它在我們的學術界竟成為一種較為普通的現象,參與抄襲、剽竊的就有上至院士、博導,下至研究生、大學生。當我們的學術界抄襲剽竊成風,巧取豪奪成性,弄虛做假為常,欺世盜名為榮,那我們的學術還有什么希望?筆者以為,要想潔凈學術界的歪風邪氣,惟有運用鐵手腕,將抄襲、剽竊者嚴厲處罰。

      學術界抄襲、剽竊現象當然不只出現在中國,國外也有。可是在國外,一經發現,學術界同行就會同仇敵愾,人人給以誅之,案犯的學術生涯幾乎注定終止;但在我國,不僅不會遭遇異的目光,反而會有許多同僚和手下的人還會為他們鳴冤叫屈、給予求情。結果,這些抄襲、剽竊者官照舊當,職稱照提,教授照做,博導照當。西南民族大學教授肖雪慧就將中國的學術界比為“剽竊者的天堂”。

      抄襲、剽竊已與小偷無異,對之不應該給予同情,對其嚴厲處罰就是最好的教育。“隱去名字”的處罰算什么處罰?可能連他(她)所在的學校也不知道,至于外界更是無從知道。這能夠本人產生什么警示效用?能對其他人產生什么警示作用?這簡直是“癡人說夢”。

      其實,要想產生警示作用,就是將這些人的學校和名字公布于眾,不僅公布于學術界,更要在大庭廣眾之下公布,讓所有的人都知道,作為一個教授,一個博士生,社會的精英,竟然也做出“小偷”的事情。如果能夠這樣公布于眾,才會對其他人產生警示作用。民間有句俗語——“殺雞給猴看”。而現在雞也不殺,只是打幾下,能對猴子產生警示作用嗎?

      學術抄襲不僅僅只是“道德問題”

      不論是學界還是坊間,存在一個普遍性的觀點:“學術抄襲”是一個道德問題。他們認為道德水平低下或者學術道德素質不高,造成了當前學術界大面積存在的“學術抄襲”行為。似乎只要將具有學術造假抄襲等學術失范行為的學人釘在道德的恥辱柱上,揪出一些學術道德敗壞的“害群之馬”,“警示”整個學術界,就可以逐漸消弭嚴重的“學術抄襲”現象。然而,筆者卻不這么看,把“學術抄襲”視為一個道德問題,這其實是一個觀念上的誤區。

      剽竊和抄襲他人研究成果、偽造或者虛報相關數據、通過關系發表劣質論文、進行幕后論文買賣交易……這些“學術造假”行為,從現實來看,已經成為一個日益泛濫嚴重的問題。在這其

      中,有各種各樣的利益糾纏,有形形色色的暗箱操作,決不是一個簡單的道德缺失問題。將“學術造假”泛道德化,一味進行道德的口誅筆伐,不但不能令人信服,也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是“制度缺陷”引發了“道德淪陷”。我們看到,隨著社會的進步,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現行學術體制的落后和不規范、不健全,使之在無形中表現出濃濃的功利化傾向。在此背景下,“唯論文是舉”的學術評價體系催動了論文抄襲造假之風,資本和權力對于學術的滲透導致了學術腐敗,監督懲罰機制的形同虛設讓部分學人在利益驅動下義無反顧地拋棄學術道德……如此種種,不一而足。

      由此可見,加強學術道德教育,呼吁道德自律固然重要,但盡快對弊端日益明顯的學術體制進行“改造”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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