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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大一博士論文造假疑云


      2014年08月28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師生反目

      11月18日清晨,易國華在又一個失眠之中迎來窗外灰白的天空。他發誓要捍衛自己的名譽:“我絕對不會放過她,即使沒有一分錢,也要把這個官司打到底。”

      “本來等到博士畢業是多么高興的事,我的愛人在等我回去,畢業后可以選擇的單位也很多,可是就因為她的懷疑,我在一夜之間出了名。你說我現在能去哪?”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這位32歲的湖南籍男士泣不成聲。易國華宣稱要起訴的對象,曾經是他的一位老師————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戴和平。因為懷疑易國華的博士論文作假,她先后致信教育部科技司、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要求盡快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并在新語絲網站上措辭嚴厲地批評了易國華和他的導師————武漢大學生命科學院齊義鵬教授的“學術腐敗”。

      “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這種事情在我面前發生。憑著一個科學工作者的良心,我必須阻止這種事發生。”戴和平語氣堅定地對《南方周末》說。

      警告函

      今年9月5日,武漢大學接到一份來自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學術委員會的警告函,聲稱該校齊義鵬教授和他的博士生易國華不顧反對意見,擅自將與水生所戴和平研究員合作的研究結果發表在《普通病毒學》(JournalofGeneralVirology)雜志上。

      “易國華惡意違反合作協議,擅自帶走在水生所實驗室取得的所有實驗成果,他的老師齊義鵬不顧實驗結果不能重復的事實,不經合作者的一再告誡,強行發表文章,科學態度極不嚴肅。我們希望武漢大學學術委員會給予嚴肅處理,并且不能讓易國華進行博士論文答辯。”戴和平氣憤地說。

      然而11月6日,易國華以全優的成績通過博士論文答辯。戴和平聞訊指出:“如果再沒有人敢公開站出來,揭露這些科學腐敗現象,那我們就會看到最痛心的一幕,我們下一代的年輕學子就會效仿那些不經刻苦努力,而是通過弄虛作假或侵犯他人利益去獲取實驗結果和利益。”

      她隨即向教育部科技司報告了齊義鵬和易國華的“所作所為”,并請求教育部科技司對此事進行調查。

      11月12日,戴和平把這封信投寄以學術打假而著名的“新語絲”網站,文章很快刊登出來。由于她在信中使用了諸如“一貫做法”、“造假窩子”之類的言語,齊義鵬與易國華隨即撰文反擊,就戴和平的造假指責進行反駁,并揭露其“自身的人品問題”。一時間,網上對武大博士論文是否造假的議論鋪天蓋地。

      私人協議

      易國華的論文要從一種生活在海水中的蝦————對蝦說起。在1993年,我國從南到北的對蝦都得了一種傳染性很強的怪病:先是頭、胸甲出現白色斑點,并很快蔓延到全身,然后就是死亡。在采取了隔離養殖等措施后,隨后幾年情況略有好轉,但“白斑”的發病機理和治療方法至今尚未解決。

      2001年底,作為第一合作單位,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與國家海洋局承擔了國家這項研究課題。齊義鵬的實驗室以第二合作單位同時參與了另一個子課題的研究。在課題答辯和交流的過程中,戴和平和易國華逐步有了接觸。當時科研人員在分離了對蝦白斑病毒后,認為是桿狀病毒。這最終促成了戴易之間的合作:戴和平擁有噬菌體展示技術的優勢,在做實驗時通過這種技術能更方便地在“倉庫”中找到所需的目的基因;而易國華的導師齊義鵬恰恰是桿狀病毒專家。

      2002年3月25日,雙方實驗室簽訂了一個“私人協議”,主要內容是:易國華到戴和平研究小組學習噬菌體展示技術;學習期間所構建的噬菌體十肽展示文庫的知識產權屬于中科院水生所;易國華構建的十肽展示文庫的研究論文,以易國華作為第一作者,雙方負責人作為共同通訊作者。

      戴和平補充說,武漢大學規定研究生必須有一篇以本人為第一作者的SCI論文才能畢業,而水生所則規定在其實驗室里完成的論文必須以水生所為第一單位。為了照顧易國華的畢業需求,協議最終以實驗室的名義簽署。“本來一個學生到實驗室來學習哪里要簽什么協議,我就是聽了一些話,才特地簽的。”戴和平說。而事后證明,這款因“謹慎”而簽署的協議完全不是多余。

      對蝦白斑實驗

      2002年7月,易國華在戴和平的實驗室完成了噬菌體十肽文庫的構建,并利用該實驗室純化的對蝦白斑病毒,獲得了鑒定淘洗的20多個菌株。易國華后來就是通過這些菌株找到了可以抑制對蝦白斑病毒的十肽基因。

      “根據協議,我把文庫和菌株留下一份,親手交給了戴老師的實習生賈晨崧,甚至連我自己帶走的實驗記錄都是復印本。不可思議的是,戴老師在事隔半年后說我沒有留下一份給她實驗室。”易國華說。

      回到齊義鵬實驗室后,易國華將桿狀病毒的研究方法與對蝦白斑病毒結合起來,進一步利用十肽文庫篩選抗對蝦白斑病毒的多肽。“經過幾輪淘洗,又得到幾個好的菌株。根據導師安排,我的研究工作不斷深入,如多肽的表達純化、Westernblot鑒定、序列測定、親和常數測定、空斑抑制實驗、活體動物實驗和免疫組化等。”易國華說。

      “在2002年暑假,許多實驗特別是空斑抑制實驗取得了很好的結果。而原代蝦細胞的空斑抑制實驗一直是一個難題,至今國際上還沒有報道。”易國華強調說,“這些實驗,除了活體實驗耗時太長沒有重復外,其余都重復了多遍。”

      2002年10月,易國華完成了題為《一個噬菌體展示多肽能抑制對蝦白斑綜合癥病毒的感染》的論文,宣稱找到了抑制對蝦白斑病毒的十肽。“我的導師看了相當滿意,戴老師看了也說,根本沒有想到我會做出這么好的文章。”他說。

      著急發表的論文

      易國華的這篇論文,成了雙方反目成仇的導火索。“我們決定投稿。這篇論文已超出了構建文庫的范疇,本不在協議范圍之內,我們應有權獨立發表。但齊老師說由于使用了噬菌體展示技術,可以讓戴老師作為共同的通訊作者。”易國華說。

      戴和平仔細修改了論文初稿。“我想如果這是真的,會是個了不起的成果,但一定要慎重,必須在我可看到的地方再重復一遍,以求眼見為實。因為我們沒有做過空斑實驗,所以想請易國華到我們實驗室來重復。這時我們才發現他沒有將十肽文庫和菌株留下來。”

      戴和平說:“初稿中有的實驗完全做錯了,比如親和常數的測定。我把指出問題的文稿交給他,告訴他有些實驗必須重做,有些必須重復。整個實驗的基本想法和主要技術是我的實驗室提供的,我必須對文章負責。”

      齊義鵬拒絕了戴和平必須重復實驗的要求,堅持投稿。“我對我的學生是放心的,他的實驗結果我審查過了,我認為沒有問題。”齊義鵬說。

      在同行評議時,武漢病毒所的陳新文和石正麗以及中科院院士徐洵對這篇論文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是優秀論文,有原始性創新。《普通病毒學》的一位評審專家甚至打出了三個優的高分。

      與此同時,戴和平對這篇論文偽造的疑問卻越來越大:“按常理,這么重要的結果應該發到非常好的雜志上,可是他們都不以為然。而且這個十肽可作為多肽藥物應用,具有很大的經濟價值,可是易國華的要求是趕快發一篇論文,好早點畢業,似乎并不在乎這些成果的發展。”

      戴和平拒絕在論文上簽字,并給《普通病毒學》發了一封信,告知這篇文章的數據不能重復,論文不能發表。齊義鵬于是在作者署名中撤掉了戴和平的名字,只是在論文最后的感謝詞中標明她的貢獻。

      今年8月的第84期《普通病毒學》刊登了這篇論文。“我們是很著急發表文章。因為武漢大學規定在讀博士生如果沒有SCI論文,是不能參加畢業答辯的。考核我們承擔的科研課題,SCI論文也是重要的標準之一。”齊義鵬解釋說。

      誰在撒謊?

      論文的發表無異于給了戴和平當頭一棒,她開始告狀。“由于當時我加拿大的導師來訪,又要忙于外出開會和下鄉,實在沒時間親自和他辦交接,就讓他把東西交給賈晨崧。而他交給賈晨崧的冰盒中,根本沒有十肽文庫和菌株,這一點賈晨崧可以證明。”戴和平說。

      “我不僅留下了實驗結果、材料和記錄,就連國外友好贈送給我們實驗室的兩個噬菌體抗體文庫,我都贈送給了她一份,以表達我的感謝,何況在她實驗室構建的文庫呢?”易國華反問。

      “易國華只帶回了1/5左右的實驗結果,絕大部分都留在那兒了。戴和平后來要我們送菌株,我們接連送了兩三次,在這邊都用得很好,送過去就不行。她不是病毒學家,不一定會保管。”齊義鵬證明。

      戴和平的學生袁麗也加入了“舌戰”。因為找不到易國華留下的十肽文庫,她負責了重新構建的工作。“我發現他交給賈晨崧的竟是淘選的中間產物,并不是他所構建的原始文庫。我說的是事實,可易國華說他說的是事實,看樣子這件事是無法說清了,這只能怪戴老師太相信他了,竟然沒有仔細查看。”袁麗無奈地說。

      “易國華在原始記錄中記載用普通瓊脂糖凝膠把40多個堿基對的酶切產物與60多個堿基對的原片斷分離,我怎么重復都不行,后來才知道,普通瓊脂糖凝膠不可能分離這么小的DNA片斷。”袁麗回憶說。

      最讓袁麗疑惑的是,在易國華的試驗記錄本上有好幾次建庫失敗的記錄,一直沒有成功的記錄,接下來就是直接對這個文庫的淘選工作的記錄了。

      核心問題

      在科學上,能否重復實驗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易國華之所以授人以柄,恰恰是在這方面出了問題。對于易國華至今沒有重復實驗以澄清自己,一些同行表示疑惑。“凡是發表論文,都應對論文負責,實驗結果都應該真實可重復的。”一位專家說,“易國華的研究成果是世界上這一領域的重大突破,他應當勇敢捍衛,敢于重復試驗。”

      “當我要求易國華重復空斑抑制實驗時,他稱幾個關鍵的菌株已活化不出來了!如果這些原始材料丟失,實驗結果就變得極不可靠。”戴和平說。

      對此,易國華的解釋是沒有菌種保藏經驗,經過零下70℃保藏半年多以后,20多個菌株中有11個活化不出來。“部分菌株暫時不能被活化出來,但這并不能說我們的數據不能重復,我們的結果在菌株保存之前已經進行了大量重復,并得到了國際同行專家的認可。我以人格擔保沒有造假。”他說。

      然而,這個解釋不能讓“新語絲”網站的負責人、生物學博士方舟子滿意。他認為菌株保藏技術非常簡單,“每個剛進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學生都會,不需要經驗。”

      方舟子指出,假如易國華在提交論文時預先說明DNA、菌株都沒了,那么論文肯定不會被接受。“許多期刊在發表論文時都要求共享實驗材料,如果有人看了論文找你要材料,你拿什么給人家?既然連DNA、菌株都沒了,別人當然有理由懷疑。在受到合理的懷疑時,你有責任重復實驗證明自己,而不是要別人自己去驗證。”

      齊義鵬也向記者解釋了沒有重復實驗的理由。“如果你懷疑實驗結果的真實性,必須提出證據,然后成立學術仲裁委員會調查,而不能僅僅由于利益分配的矛盾,就不負責任地說我造假。如果調查認為實驗有問題,我完全愿意重復。我沒有造假怕什么?”

      齊義鵬把雙方反目成仇的原因歸結為利益分配問題。

      易國華的論文是否造假,這是一個相當專業的學術問題。去年5月,有科學家向貝爾實驗室舉報舍恩的一些論文有造假嫌疑,貝爾實驗室隨即聘請了一個由5位獨立專家組成的小組展開調查(《南方周末》科學版曾分別于2002年7月18日和10月10日兩度進行報道)。這一國際上通行的做法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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