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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科博士論文寫作的幾個問題


      2015年04月23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從1987年起,我受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陳白塵、陳瘦竹、程千帆、周勛初、吳新雷、莫石厲鋒、董健、葉子銘、許志英、丁帆等教授及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王臻中、何永康、朱曉進、高小康、吳功正等教授和蘇州大學博士生導師范培松、曹惠民教授的邀請,先后評閱了100位左右的博士生論文,并參加了答辯。因此,對文科博士論文的寫作情況有比較廣泛、深入的了解。現就18年來我手頭積累的有關文科博士論文寫作的資料,提出5個問題,供文科博士論文寫作時參考。

      一、選題的“開荒地”和“攀高峰”問題

      文科博士論文的寫作,選題是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有位學者說,選題對頭,博士論文成功一半,這一點也不夸大。從這3所大學文科博士論文的寫作情況來看,在導師的指導下,一般都沿著兩個方向選題:一是“開荒地”;二是“攀高峰”。所謂“開荒地”,指的是選擇前人不曾研究過或極少涉及到的課題作為論文題目;所謂“攀高峰”,則是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自然,這兩者也不是截然分開的。你要“開荒地”,就得了解前人在哪些領域內作過開拓并已有哪些研究成果;你要“攀高峰”,除了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外,還得另辟蹊徑,提出自己的新觀點,作出自己的新結論。但是,一則以“開荒地”為主,一則以“攀高峰”為主,畢竟是有區別的。

      例如,張天來的《魏晉南北朝家族觀念與家族文學》,便是一篇“開荒地”的博士論文。過去,我國的古代文學史,囿于時代背景、概要敘述、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著作格局,從來沒有認真研究過封建社會里的家族文學。這樣,我國封建時代的文學也就不能與其他國家封建時代的文學明顯地區別開來。張天來的博士論文,以家族文學為重點,深入開墾了這塊未開墾的處女地,道出了中國封建社會轉折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的特色所在。自然,家族文學并不能涵蓋全部魏晉南北朝文學,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陶淵明、左思、鮑照、江淹、吳均等并非出身大族的眾多作家在,但這些作家及其創作的作品卻都受到了家族文學的影響。即使是唐代以后,家族文學也依然存在。如以王通、王績兄弟為代表的王氏家族;杜審言、杜甫祖孫;白居易、白行簡兄弟;杜佑、杜牧祖孫;宋代的三蘇及晏殊、晏幾道父子;宋代的段克己、段成己兄弟;明代的三袁;清代的曹寅、曹雪芹祖孫,簡直不勝枚舉。論文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家族文學對同時代作家和后代家族文學的影響的論述,說明家族文學在我國封建社會里始終存在,不了解、不研究我國的家族文學也就不可能真正揭示中國封建社會文學的發展規律。這是文科博士論文中“開荒地”的代表作。而崔南圭(韓國人)的博士論文《杜甫拗體律詩的研究》則是“攀高峰”之作。我國對杜詩的研究,可謂面面俱到,至矣盡矣,“千家注杜”就說明了這一點。即使是對杜甫的拗體律詩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積累。但是,崔南圭以前學過音韻學,“對于漢字的聲調、韻部相當熟悉”,而且,杜甫的拗體律詩對韓國的海東江西詩派等古代詩人也產生過深遠影響,所以,這個選題如結合韓國的杜詩學展開,一定能在前人對杜甫拗體律詩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攀登杜甫拗體律詩研究的新高峰。實踐證明,不僅答辯委員會一致評定該論文為優秀博士論文,而且其后該博士論文以《杜詩的音樂世界》為書名,由遼海出版社于2001年10月出版。

      如今博士論文寫作已規范化,首先要搞開題論證。我以為開題論證中最要緊的是要弄清楚,該論文是否開了荒地,能否攀登高峰,因為這是博士論文而非碩士論文啊

      二、論文寫作過程中的宏觀把握和微觀研究問題

      任何一篇博士論文,在寫作過程中都有一個對論題的宏觀把握和微觀研究并將兩者結合的問題。所謂“宏觀把握”,就是你對論題的研究歷史、研究現狀及其存在問題了然于胸,在宏觀上加以把握;所謂“微觀研究”,則主要是通過個案研究闡明你的新觀點、新思維。有的博士論文,好作宏觀把握,而微觀研究不精不深;有的博士論文,陷入微觀研究之中而未能從宏觀上闡明本論文的價值和意義。

      閻立峰的博士論文《載體的選擇與樣板戲的神話》則是將兩者結合得較好的一篇博士論文。在宏觀上,該文通過對《在延發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導下的革命文藝發展歷程的回顧,歸納出“六個更”和“藝術性”這兩個革命文藝的核心原則,并認為這兩個原則及其在實施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兩個焦慮(為觀念尋找藝術形式的焦慮和在觀念放棄了借現實存在來顯形而以圖解概念為鵠的的情境下,革命文藝的“藝術性”何以體現的焦慮)始終制約、指導和規范著1949年以后中國當代文藝的發展走向;又通過追溯中國美學、文學、戲劇的源頭,在宏觀上提出了關于中國藝術之“美、善、真”關系的新解:“美”與“善”是讓步利用、互為前提,而繞過了起中介作用的“真”。求“真”精神的缺乏使行動、情節、性格等要素及敘事文學(戲劇、小說)一直處于欠發達狀態。在對中國的當代文藝作了如此宏觀把握后,該文對樣板戲進行了過細的微觀研究,重點解析樣板戲的“政治構思、京戲表達”的建構過程。樣板戲在美學精神上仍然“京劇姓京”,它是通過“新程式”的創建來應付“六個更”的政治要求和“藝術性”的形式要求。論文再通過若干個樣板戲的個案研究,認為革命故事與京戲、舞劇、交響樂的結合要優于其跟話劇、電影、小說的結合。如果把樣板戲的復排再現僅僅視作一個多元化社會起碼的寬容心態的標志的話,那么“肯定派”(指肯定樣板戲的一些人)無須多情,“否定派”(指否定樣板戲的一些人)也不要太神經過敏。全文就是如此在宏觀把握與微觀研究的結合上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新結論。

      王潔的博士論文《建國后十七年文學與政治文化之關系研究》,同樣以宏觀把握與微觀研究相結合而獲得成功。該文從宏觀上考察了建國后17年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而后從建國后文藝上作者的組織化、政治思想的意識形態化、知識分子的政治心理及其自我改造三個層面上,對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作了微觀研究,深入地考察了政治文化與17年文學的內在關系,揭示出行政權力制度化看護下的文學創作,必然導致對新中國政治的從屬;政治思想的統一化,又必然導致歷次文學批判運動以政治意識形態排除各種異己的思想,使文學文本轉化為一種政治修辭工具;而新中國知識分子在“自我改造”后的政治心理,又必然導致他們從事文學活動時全面接受政治領導的心理基礎。在政治文化的如此重壓和導引下,17年文學盡管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雷同化、公式化、模式化、概念化作品的大量出現是必然的。這一研究成果對于以往的17年文學的研究來說,由于宏觀把握得當,微觀研究深入,以及兩者的結合,不能不說是一項重要的超越

      三、論文觀點的原創性和資料的翔實性問題

      對于碩士論文,只要它的某些觀點有些新意即應予以肯定,但對于博士論文,應要求論文中的某些觀點具有原創性,即在此以前誰也不曾這么提過,現在由論文作者提出,而且言之有理,自成一家之言。不僅如此,論文作者為這一原創性觀點佐證的資料,翔實豐富,言之鑿鑿,令人信服。假如我國的文科博士論文,都能做到這一點,不僅將使中國的文科學術水平大大提高一步,而且還將使中國的文科立足于世界先進之列。

      王成軍的博士論文《中西小說敘事傳統比較研究》就是這樣。在文學理論界,普遍認為,歷史、傳紀文學是紀實,小說是虛構,歷史小說是七實三虛,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公論。但王成軍卻在論文中說:“不”他提出了“一切敘事皆是紀實”的原創性觀點。不過,他所說的紀實與傳統意義上的紀實不同,一是紀實有之事,二是紀可有之事。后者的“可有”,指實際可能發生,包括孫悟空飛行的想象,賈雨村錯判葫蘆案的心理真實等。論文作者還從中西小說的敘事淵源、中國小說的“史傳模式,作者敘述者隱含作者、時間記憶與自傳敘事”等多種角度,論述了“一切敘事皆是紀實”這一原創性觀點。由于論文據以立論的資料頗為翔實,僅提供答辯的《前言》及1、2、6、7、11、16六章的注釋即達242處,參考文獻、中文書目為48種,外文書目為14種。因此,讀后不能不為作者“一切敘事皆是紀實”的原創性觀點說服。

      周維培的博士論文《明清南曲格律譜考論》,則在明清南曲曲譜的歷史發展,明清南曲音樂的精神所在,明清南曲曲譜家對南曲音樂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三方面,提出了稱得上是原創性的觀點(由于本文篇幅限制,這里不一一轉述周文的原創性觀點及其論述過程)。本來,中國的曲學是世界戲劇史、音樂史上獨一無二的學問。但是,自錢南揚、任半塘二先生逝世后,由于他倆未有曲學的再傳弟子,比之其他專門學問,曲學竟一度成了“絕學”。周維培出于對中國戲曲事業的責任感,下決心把一度又成為“絕學”的曲學學到手。他不分寒暑,夜以繼日,悉心鉆研曲譜,認真研究前人的曲學著作,終于把一度已成“絕學”的曲學繼承了過來。再在論文寫作中提出他在曲學上述三方面的原創性觀點。由于他掌握的資料極其豐富,一度成了“絕學”的曲學,在周維培的筆下又成了他的“絕活”。可見在博士論文中提出原創性觀點是何等重要

      四、“仰視”與“俯視”研究對象的問題

      某些博士論文作者,當他們確定將某種文學現象或某一古代作家、某一學術大師作為他的研究課題后,對這種文學現象、這一古代作家、這一學術大師,常常采取“仰視”的角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對他們稱頌備至,絕少提及他們的不足。雖說這種“仰視”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仰視”卻并不可取。因為我們畢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新一代學者,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和觀點,既要向前人學習,也應看到前人的局限,指出他們的不足,作為我們的教訓。所以,在博士論文寫作中,如何解決好仰視和俯視相結合,也是博士論文寫作中的一個大問題。

      孔建平的博士論文《文藝美學的維度》則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對以往的文藝美學,他從文藝美學的三大維度:“人的感性生活”、“個體生命的價值”、“文藝的救贖功能”,分別作了審視。一方面他“仰視”過去的經典文藝美學,對它們符合文藝美學三大維度的論述作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俯視”過去的文藝美學,對它們背離、悖反文藝美學三大維度的言說作了恰當的批評,進而以文藝美學的三大維度為中心,建構了文藝美學的新的理論框架,取得了文藝美學研究的突破。

      殷祝勝的博士論文《陳寅恪的學術淵源及其演變》,解開陳寅恪的兩大學術之謎:為什么掌握了20余種東方古今語文的陳氏不著重研究上古史和塞外史而著重研究中古史為什么陳氏在20世紀40年代以后,治學重點又發生了大轉變,以詩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寫了《元白詩箋證稿》、《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等不朽著作。作者在字里行間,充滿了對陳氏的仰慕之情。但是,另一方面,殷祝勝也不是一味仰視陳氏,他又站在20世紀90年代的時代高度,對陳氏在學術上實行從上古史、塞外史到中古史的轉變,從史學研究轉變到詩作研究中的得失,作了細致的分析,全文貫穿著唯物辯證的精神。可見在博士論文寫作中,對研究對象采取既仰視又俯視的角度進行審視是比較可取的。

      五、從研究對象出發選擇合適的研究方法問題

      在博士論文寫作中,研究方法的采用使之與研究對象相一致,又是個重要問題。在文學創作中,題材選擇創作方法;在博士論文寫作中,研究對象選擇研究方法。即研究方法的應用,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由研究對象的性質決定的。

      林凌的博士論文《傾斜的兩性世界》,專門研究20世紀80年代的婚外戀小說。從這一研究對象出發,論文作者主要采用美學的、歷史的方法,結合采用比較的方法,把1980年代的婚外戀小說,與“五四”以后的廬隱、馮沅君、郭沫若、巴金、沙汀、蕭紅等寫的婚外戀小說進行比較,與新中國成立后的婚外戀小說《在懸崖上》、《美麗》等進行比較,又和外國的寫婚外戀的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安娜卡列尼娜》、《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等進行比較,展現了1980年代婚外戀小說的獨特的審美世界,開展了對墮落型的婚外戀的批判,贏得了答辯委員會的一致好評。劉墨的博士論文《乾嘉學術的知識譜系》,探求了17世紀至19世紀乃至20世紀初期中國學術的演變形態與線索。

      由于研究對象———乾嘉學術的知識譜系的特殊性,論文作者主要采用了實證的方法、考據的方法,也結合采用了訓詁、校勘和比較的方法。因為論文作者的指導思想很明確:“學術史的研究應該側重于考訂形成某一階段的學術史中的種種事實,以區別于哲學史對于概念與術語的處理,區別于思想史對于意義與價值的處理”,所以他對方法的應用也是自覺的。研究方法選擇得當,論文寫出了17、18、19世紀的清代學者是如何在朝廷、書院、幕府與經濟贊助人所組成的歷史環境中穿梭,真實地反映了學者的價值取向與知識系統的變化,學術含金量高于一般的博士論文。

      自然,文科博士論文的寫作還有如何與導師領受的研究任務相結合,而又同時發揮博士生學術研究能動性的問題,對別的相關研究成果必須尊重絕不允許剽竊的問題等等。但我認為,本文中論列的五大問題是尤其重要的。我相信,這五大問題的妥善解決,一定會使我國的文科博士論文進入新階段,取得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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