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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論文中的形而上和經驗論取向


      2015年07月06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教育研究中最經常講的理論與實踐的脫節,表現在教育學論文的寫作中就是兩種典型的范式,形而上范式和經驗論范式。這兩種范式不乏交流,但現在的教育學論文寫作中,這兩種范式的運用依然生硬,其產生的負面影響也不一而足。

      1.形而上范式的教育學論文寫作大多從純文本出發,為寫作而寫作,崇尚純思辨的角度進行創作,帶有經院式作風。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在批評中世紀舊的“學士弊病”的時候曾將舊思維方式的學術分為三種:異想天開的學術,好爭辯的學術,愛挑剔的學術。在異想天開的學術中人們參與爭論,強調文本、語言和風格,而且“對文字的探求超過對問題的探求”。好爭辯的學術甚至是壞的學術,因為它以較早的思想家所固定的立場或觀點為起點,在爭論中這些觀點總是被作為出發點來運用。愛挑剔的學術著作家們宣布的知識比能夠證明的知識多,他們被讀者所接受,而且是按他們所宣稱的那么多的知識被接受。

      這三種學術弊病在現代的教育學論文寫作中更為普遍。現象學、解釋學和分析哲學在20世紀末被引入教育學研究之中,被一些教育學論文寫作者濫用,過多的分析概念和解釋語言,從字句上來做研究,欲將“紅學”探軼學這種末端學術思維方式應用于教育學科,這更類似于“異想天開的學術”。還有教育學論文的寫作者從名家觀點出發或者將外國教育理論生搬硬套進來,躲在書齋里擺弄幾本名著就想發揮抽象思維做出新的理論,其論文的寫作往往空洞而乏力,他們不但將亞里士多德的演繹法曲解,甚至都比不上中世紀那些神學家們證明上帝存在的邏輯思辨維度,這更類似于“好爭辯的學術”。一些著名學者往往為了某種目的創作一系列的觀點鮮明的論文,在其論文中規范性定義和綱領性定義一堆又一堆,其自圓其說的能力相當獨到,其他學者往往難以用強有力的批判性角度和話語對其造成足夠的沖擊,在他們的光環下,人們習慣了說“本來就是這樣的”、“某某這么說過,所以是這樣”等,這更類似于“愛挑剔的學術”。

      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規范教育研究以一種應然的方式得出研究結論,就算上述類型教育學論文中的觀點恰好契合教育基本規律,但是由于人們的認識尚停留在“自明性”的階段,即認為凡是正確的教育理論,就能指導教育實踐,因此首要的任務還是建立正確反映教育實踐的教育理論,但卻忽略了其論文創作的初衷或出發點不是為了實踐而是為了學術,或者說寫論文就是為了寫論文而已。現實中有太多的論文寫作僅僅是為了寫作而已。

      2.經驗論范式的教育學論文寫作大多從實踐經驗出發,對實踐的總結成為唯一的重點,附帶的更高目的是想將在實踐中總結出的經驗以一種理論的形式表達出來并加以推廣。這些研究代表是以中小學教師和學校管理者進行的行動研究和校本研究,以及一些教育科研院所的研究員、大學教師和在校研究生進行的田野調查等。這類研究往往將經驗奉為第一上位因素。米歇爾·蒙田(MicheldeMontaigne,1533—1592)在闡述他的懷疑論的時候除了借鑒古典懷疑論者的觀點,還表達了他自己對于經驗的獨特的熱衷,他批判技術理性能力嚴重的有限性,崇尚“有意識的經驗”,他關于懷疑論的公式表述為“我停下來———我進行考察———我把習慣和感覺經驗當作我的向導”。認為世道常情不管它們客觀上的正確性或真理性如何,都具有價值。

      在此引用蒙田的懷疑論話語不是說所有的經驗論范式的教育學論文都是懷疑論的視角,即使這是一種好的愿望,也是為了說明行動研究和校本研究中大部分人都將習慣和我感覺經驗當作了“向導”,由于缺乏對實踐的懷疑論視角的觀照,使得研究者們只能做純粹的經驗總結,最多拿理論來生搬硬套一下,使得“世道人情”與成熟理論雜糅在一起,美其名曰結合,其實是給自己貼上“研究”的標簽,屬于一種分離范式。行動研究和校本研究中,引入了敘事研究這一新的研究范式,縱然使得人們對其研究結果進行了重新審視和價值重估,但依然免不了其內容單薄、思想深度不足的弊病。

      有鑒于教育實踐的特殊性,從特殊教育現象或教育問題出發得出的經驗論結論,往往難以具有代表性,對于其信度和效度的質疑使得經驗論范式的教育學論文往往難以成為經典或者被廣泛引用。純經驗的教育學論文難以產生價值,應用理論生搬硬套的經驗型論文也難以產生價值,就算將經驗成功總結成為可操作性理論,在面對不同時空的教育實踐的時候,依然要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難以產生實際的應用價值。教育學之所以被人詬病為“偽科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教育學論文的寫作缺乏足夠的科學實證實踐,而這種科學實證實踐不是簡單的經驗堆砌。

      3.“現狀與事實—問題與分析—對策與方法”三段式的“文八股”范式的寫作形式是現今教育學論文寫作的常態格式,這樣一種固定化的程式限制了研究者的思路,只能依據問題而分析問題,在寫作中所要運用到的概念都是老生常談,所分析的現象或者數據都是難以具有代表性的,其首要目的在于將現象背后的隱含意義揭示出來給大家看,甚至給其他人一些啟示或者指導。赫拉克利特說“一切處于流變之中”;普羅泰戈拉認為相對于不同的觀眾,所有事物都是真的;高爾吉亞則拒絕承認任何真理的存在。相對于教育學現象,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驗。教育是關于人的實踐,而人則是最復雜的對象,教育經驗的總結總是達不到確定性的目的的。相對而言,那種容易把握的“文八股”范式正是經驗總結的規范范式,初做研究的研究者往往選擇依照這樣的范式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而忽略了這種范式屬于經驗論或者經院派學者的表述方式,其目的往往在于陳述自己的見解,而不是在于實踐取向。實踐取向的教育學論文應當是沒有固定格式的,在依照“文八股”格式創作的時候,教育學論文的寫作者不自覺地就將論文取向進行著主觀唯心或者客觀唯心的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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