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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寫作:學者型教師成長“飛躍”的助推器


      2015年07月06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論文寫作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環節,每一個研究者必備的基本功,是作者理論素養、實踐經驗、創新能力和文字功底的綜合反映。縱觀中外教育史,可以肯定地說,大凡知名的學者型教師,都在論文寫作上取得過突出的成就。于漪先生有14本著作,數以百計的文章;洪宗禮先生有8部專著,300多篇文章;李震先生多年來發表了論文論著80多篇(部),10余次獲得省市科研成果獎;蘇霍姆林斯基先生在平凡的教學中,善于思考,不斷總結經驗,一生撰寫了600多篇小論文。研究成果是學者化的標志。能不能寫論文,會不會寫論文是學者型教師與“教書匠”的分水嶺。教師專業化的一個重要理念就是要求教師必須成為研究者,而研究者必須善于撰寫教育教學論文,以文本形式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體現自己學術水平。教育實踐反復證明:經常思考教育問題,論文寫作,是促進教師成長為學者型教師的有效途徑。

      學者型教師,又稱專家型教師,西方稱之為“反思型教師”。這種教師是學者,也是研究者,他們具有教學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技巧,同時還具有對教育目的、教育行為結果、教育倫理背景以及教育方法、課程原理等更寬廣的問題進行探索和處理的能力。他們經常研究自己的教學個性,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實踐操作體系、教學思想或教育理論,以及完整的教學體系、教學風格和流派。其特征:一是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科學文化底蘊,并能進行更完整的知識整合;二是具有較高的解決教學問題的效率;三是富有敏銳的解決問題的洞察力。能鑒別出有助于問題解決的信息,并有效地利用這些信息,給出新穎而恰當的答案。學者型教師的內涵要求當代教師必須成為研究者,而研究者必須把研究成果付諸于文字。

      一、論文寫作可以促進學術積累、終身學習

      信息社會、知識經濟要求現代社會的每個人都要學會學習,終身接受教育,以擴充和豐富自己的知識領域,不斷更新和建立自己的知識結構。高校教師更應如此,而且應該成為終身學習的典范。論文寫作是一項艱苦復雜的腦力勞動,是收集信息、整理信息、選擇信息和創造信息的過程,是一種研究性學習。因為要表達自己對某個問題的見解,就要調動自己的知識儲備,尋找、充實用以證明自己觀點的根據,就要對搜集到的材料進行梳理和加工,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工作,而這個梳理加工的過程就是補充、豐富和積累知識的過程,就是變知之不多為知之更多的過程。試想,一個教師如果不經常閱讀書刊,翻閱資料,吸收各種研究新成果、新思想,重視學術積累,要想寫出觀點新穎、有理論深度的學術論文,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魯迅為了在北京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講授小說史,魯迅圍繞小說所做的工作是孜孜不倦的。1921年上半年2—4月,教育部不斷欠薪,魯迅家庭經濟入不敷出,經常四處借貸,但是,我們從《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出,這三個月,魯迅仍然購讀了16種古小說。當然,這些資料并不能滿足魯迅研究的需要,于是他向北平各大圖書館借閱,正如他自己所說;“《小說舊聞抄》者,實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說史》時,所集史料之一部。時方困瘁,無力買書,則假之中央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教育部圖書館等等,廢寢輟食,銳意窮搜,時或得之,瞿然則喜,故凡所采掇,雖無異書,然以得之難也,頗亦珍惜。”此外,他還向友人借,日記中均有記載。從最初的《中國小說史略》的油印講義,到初版上、下卷本到再版合訂本,再到最后修訂本,綿延10余年,魯迅不斷地學習、積累,借鑒,增刪,修改,終于完成了一部前無古人的學術專著。

      二、論文寫作可以促進學思互動,培養問題意識

      古人云;“學起于思,思源于疑”,“疑”就是提出問題,“思”就是分析問題、思考問題。所謂問題意識,就是人們沒有認識而應該認識的東西,表明了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的距離。論文寫作是一項啟人深思,質疑問難的工作,它常常是從提出問題開始的,即先要解決為什么而寫和寫什么的問題。學者型教師在教育教學實踐中,往往都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探究欲望。20世紀70年代末,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語社的張志公先生同葉圣陶、呂淑湘等同志在指導語文教學實驗中發現,語文教學普遍存在著“少、慢、差、費”,效率低的問題,強烈的責任感,促使他經常擠出時間深入學校進行調查,為語文教育改革開始了新的探索。他認為語文教學是有規律可循的,只有抓住規律才能使訓練更為科學。例如,改正錯別字、病句之類,不能用像治虱子、蚊子那樣靠“捉”、“熏”的辦法。這是消極的、落后的,必須掌握它們的習性,摸清他們的滋生規律,適時地施以“六六六粉”等藥劑,才是積極有效的科學方法。在《張志公論語文》、《張志公論語文?集外集》等論文中,他對如何提高語文教學效率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認為,語文教育必須講求實效。第一,要反對不問具體實際,不加分析變通,不從客觀實際出發,而是從抽象定義出發的機械論;其次,語文教育研究要多一點辯證法,不要搞一刀切、絕對化、片面性,不要照搬照套外國的東西;第三教無定法,再好的方法也不能到處使用,一成不變,要力戒模式化、程式化;第四,要重視理論與實踐中間環節的研究;第五,要重視處于“宏觀”與“微觀”之間的“中觀”研究。如對教材的研究,因為教材制約著整個教學過程,制約著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還制約著教學輔導材料的編寫,以及考試等;第六,要提高教師自身教學的識力,“求效”關鍵在教師。這些探索雖然針對中學語文教學,對當前的大學語文教學改革仍有不少有益的啟示。

      從論文寫作的角度看,張志公先生關注語文教學的效率問題,經歷了調查發現問題———深入思考,產生看法———寫出論文,這是一個發現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深化認識的寫作過程,這個過程環環相扣,使張志公先生的現代語文教育思想產生了質的飛躍,他的論文論著,令國內外矚目,張志公先生也因此成為我國著名的語文教育家。

      三、論文寫作可以激活思維,提高創新能力

      論文寫作是開啟創造力的一把鑰匙。論文寫作作為教師的一種行為活動,不僅只是記錄思索的結果,而且可以誘發創造性思維,造就創造性人才。從表層看,論文寫作的功能是將思維活動物態化,使自己對它進行批判性考察,例如,揭露邏輯上的矛盾、理論上的失誤、論據上的無力、語言上的偏差等等,使思維受到進一步的錘煉,從而保證思維習慣的嚴密和思維成果的完善。從深層看,在鍛造已有思維成果的同時,又常常引發出新的思想火花,正如朱光潛先生所說:“寫成的字句往往可以成為思想的刺激劑”,在這種刺激下,“新意自會像泉水涌現,一新意釀成另一新意,如是輾轉生發。”郭沫若曾把自己的名劇《屈原》說成是“意外的收獲”。因為,據他說,他事先并未對全劇做周密的設計,各幕及各項情節差不多完全是在寫作中逐漸涌現出來的。經常寫論文的作者都有這樣的體會,某一次寫作過程中常常誘發出一個乃至幾個新問題,導致下次寫作行為的啟動,就像一串鞭炮,一次迸發引發另一次爆發。在這種周而復始的思維引爆中,激活了創造性思維,生成了創造素質。

      江蘇名師李震就是通過論文寫作提高創新能力的典范。多年來,他一直致力于語文教育前沿課題特別是提高中學語文能力的研究。他認為學生語感的培養、聽說讀寫能力的提高離不開思維。于是在中學語文教學實踐中著力將語言訓練和思維訓練有機結合起來,同時注意發揮學生直覺思維的作用。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他開始了《在語文教學中訓練科學思維方法》、《論直覺思維》等論文的寫作。在寫作過程中,上述認識引發了新的思考:學生語文能力的提高和思維品質固然重要,但是意志、情感等非智力因素對語文學習起著動力、定向、激勵和強化的作用,往往具有關鍵性意義。因此當學術界有關“非智力因素”問題一提出,他便在實踐中著意探索,不久,他又寫出了《語文教學中的非智力因素的培養》、《初中起始年級語文學習管理的激勵法與評估研究》、《語文教學中的情感控制》等系列論文。這些論文相繼在《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等刊物上發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李震老師系列論文的寫作,是他問題意識的勃發,也是他思維持續活躍、逐步深入,最后凝結成研究成果的研究過程,正是這樣的過程培育了學者化必備的敏銳品格,進一步提高了他的研究能力、治學能力和創新能力。

      四、論文寫作可以促進自我監控,自我反思、自我糾偏、自我完善

      教師職業成長,就其途徑和方式而言,主要有兩大方面:

      穆厚琴,葛仁福/論文寫作:學者型教師成長“飛躍”的助推器一是外在的影響,即教師參加進修和培訓,它源于社會進步和教育發展對教師角色與行為改善的規范、要求和期望;二是教師內在的因素的影響,指教師的自我反思、自我完善,它源于教師自我角色、愿望、需要以及實踐和追求。這種內在的追求非常注重自我的反思性發展,即強調教師對自己教學實踐的考察,立足于對自己的行為表現及其行為表現之依據的回顧、診斷、自我監控和自我調適達到對不良行為、方法和策略的優化和改善,提高教學能力和水平,加深對教學活動規律的認識和理解。教育實踐告訴我們,學者型教師都善于總結經驗(通過論文寫作),主動地、創造性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學實踐,找出自己教學中的成功與失敗,不斷地糾偏反正,使自己“學會教學”。調查發現,學者型教師的教學札記、教后感、教學微博和教學論文蘊含著對自己教學實踐的深刻反思。這種反思對于他們的職業成長和專業發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美國心理學家波斯納曾提出了教師成長的公式:成長=經驗+反思,由此公式,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一個教師僅僅滿足于獲得教學經驗,而不對經驗進行深入的思考,那么即使有20年的教學經驗,也可能是一年工作的20次重復。如果他不從經驗反思中吸取教益,他永遠不可能成長為學者型教師。

      當代學者型教師于漪的成功就在于她善于反思。60年代,于漪認識到自身教育中存在著某種形式主義的傾向,1964年,她在《語文學習》上發表了教改心得《把語文課上得實惠一些,樸實一些》,文中充滿了自我解剖、銳意進取的反思精神。20世紀80年代以后,于漪老師始終不停地追問、學習、反思。例如,最初,她認為語文課具有工具性,但又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工具課,而應該注意這門課的思想性。后來,隨著教學實踐經驗豐富和認識深化,他對自己語文教育思想進行認真反思,先后寫出了《弘揚人文,改革弊端———關于語文教育性質觀的反思》、《準確而完整地認識語文學科的性質》、《關于語文教育人文性的對話》等論文,認為語文學科具有工具性,又具有豐富的人文內涵,兩者互相溝通交融,互相滲透。這種認識更加準確、更加貼切地揭示了語文的本質特征,達到了語文性質觀確認與闡釋的最高階段。于漪老師正是在實踐、反思、總結(論文寫作),再實踐、再反思、再總結(論文寫作)的環環相扣,相互促進,相互滲透的螺旋式上升過程中構建了具有個人特色和創見的語文教育理論體系和實踐體系。

      五、論文寫作可以促進討論,形成頭腦風暴

      論文寫作是一種復雜的創造性勞動,需要具備德、識、才、學等多種才能。但個人的精力、才智畢竟是有限的,不可能樣樣都精通,德、識、才、學兼備更難,這就需要學會合作,尋求別人的幫助,在互動的良好氛圍中互相啟發,以致激發頭腦風暴,促進知識互補和對研究問題、寫作內容的理解更加深入、細致,使合作者的知識創新能力得到共同提高。據美國社會學家朱克曼統計,1901—1972年間,共有286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其中有185位是與別人合作進行研究的。在諾貝爾獎金設立的頭25年,合作研究獲獎的人數占41%,在第二個25年,這一比例升至65%,而第三個25年,這一比例達到79%。在知識經濟社會,個人的成長發展,取得成就越來越離不開合作。

      論文寫作同樣如此。具有寫作經驗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當自己的寫作思路受阻時,與同事的交流、爭議,常常能夠暴露矛盾,解決矛盾,使你走出山重水復的困境,開辟柳暗花明的新天地。爭論是一種無形的合作,是創造性思維和創造才能的催化劑,精辟的見解、閃光的論點,常常在激烈的爭論中形成和深化。不僅如此,這種爭論,還會使每個參與者重新組織和完善自己的認識結構,使知識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1902年到1905年,愛因斯坦經常同索洛文、哈比希特、貝索等年輕朋友在瑞士伯爾尼一家咖啡館聚會,討論學術問題,盡管用餐非常簡單,但大家的話題卻極其豐富。從休謨、馬赫的哲學著作到黎曼的幾何基礎,都是他們討論和研究的對象。這里沒有權威和圣賢,只有理性和真理。常常是一個人發言沒有結束,立刻引起爭論,各持己見。愛因斯坦關于狹義相對論的第一篇論文就是在這種討論氛圍中孕育的。在這篇劃時代的著作里,愛因斯坦沒有引證任何文獻,卻提到了貝索對他的啟發。直到半個世紀以后,他還深情地贊頌那時的自由討論,認為它“所閃耀的光輝依然照耀著我們”。由此可見,爭論這種特殊的合作,深化了認識,辯明了真理,促進了新思想的誕生。

      論文寫作是一種研究性學習,也是一種創造性學習和高層次業務進修,那些成功的學者型教師正是憑借這個強勁有力的“助推器”,產生一次又一次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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