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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好史學論文應注意的問題


      2015年08月30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寫文章,對每一個知識分子來說,應該和工人怎樣操作機器進行生產,農民如何使用鋤頭、鐵耙耕耘土地一樣,是應該掌握的基本技能。然而要寫好一篇文章,又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一篇成功的論文,可以反映出一位學者長期的科研成果、辛勤勞動的結晶和多年磨煉的功夫。要寫寫一般的文章還可以,但要寫好論文確實不容易,特別是要寫出一些有價值的論文更要花很大的代價。因為寫歷史論文,不但要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有獨特的見解,而且還要閱讀必要的史書,查找相當充分的史料依據。西方史學家高脫脫說:“歷史需要藝術家的天才,科學家的組織與分析能力,研究者的敏銳與勤奮,以及哲學家的真知灼見。”今就如何寫好史學論文應該重視一些問題,結合自己長期從事歷史教學的實踐與經驗體會,談些看法:

      一、選好論文題目,是寫好論著的關鍵

      寫什么?怎樣寫?取決于題目的選擇。一般說,題目選好,和射手瞄靶一樣,是首要的一關。因為題目是全篇文章的靈魂和中心思想的總反映。論文題目好壞的標準,要看是否能讓讀者引起興趣,或籍此是否能了解文章的中心思想。題目(標題)似同一個人的臉蛋,一看就會讓人產生美感,或其他各種好壞的反應。至于如何選好題目,可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

      1.選題范圍不能太大,應該有所突破。

      1979年我給杭州大學歷史學系1978年級學生上中國通史課時,要求全班82位同學每人寫一篇2000字以內的短文,大題目是《評唐太宗》,要求大家圍繞唐太宗去選擇各自的靶子,定出寫作標題。結果全班82位同學寫了近100篇文章,題目都比較新穎,如計翔翔《試論唐太宗與法制》、錢政嘉《唐太宗與兼聽》、岑宇奇《評唐太宗的統一戰爭》、楊衛平《唐太宗與東突厥》、李熊熊《唐太宗鎮壓農民軍辨》、裘杰《唐太宗與讓步政策》、汪建豐《論唐太宗及其讓步政策》、陳存福《唐太宗的用人》、胡哲峰《簡論唐太宗的用人》、張克夫《評唐太宗的用人》、李京豐《從唐太宗征高麗看他的階級局限性》、馬丁《簡論唐太宗的戰略戰術》(后修改為《唐太宗是個軍事家》)、孫平《論唐太宗的納諫》、華麗《勵精圖治的有效措施─評唐太宗納諫》、黃樸民《試論唐太宗的功過》和《唐太宗統一全國及其意義─兼論唐太宗并不鎮壓農民軍》、張志銳《善識民力與讓步政策》、周祖秀《唐太宗與魏征─從兩人關系看唐太宗的納諫》、劉為《唐太宗對東宮和齊王府屬僚的政策》、周明《簡評唐太宗的用人與納諫》、趙一生《論玄武門之變》、樓毅生《簡論唐太宗在統一事業中的作用》和鐘安西《從霍邑之戰看唐太宗的軍事才能》等等。這些選題由于問題集中,就能寫出特色,如計翔翔的《試論唐太宗與法制》一文,經過修改增加到3000余字,在《杭州大學學報》(季刊)1980年第3期發表,李熊熊的《唐太宗鎮壓農民軍辨》一文,受到學術界的重視與好評。但也有因題目太大致使寫作失誤的教訓,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選題、改題,重起爐灶,結果是既費時間又拿不到好的成績。

      2.要從讀史書中發現問題,選擇研究重點。

      如我自己在讀《明史》和有關論著時,發現歷來的歷史學家對張居正評價不公平,1980年5月底獲悉南開大學鄭天挺教授將主持召開國內“首屆明清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并應邀出席宣講論文。我就著重攻讀50萬字的《張文忠公全集》,然后寫出《張居正經濟思想研究》(29,000字)一文,8月赴會報告,受到與會代表和媒體的贊譽,會后又縮小題目范圍,改為《張居正的經濟思想及其整理財政的措施》,于1982年在《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發表。再如1977年我在發起與組織領導杭州大學等國內十所高等院校合作編寫《中國古代史》教材時,自己撰寫“五代十國史”,查閱了不少著作,感到對周世宗的評價不到位,對不少問題的研究不但不理想,而且很膚淺,于是以《周世宗的改革及其歷史意義》為題,寫了15000字的論文,1979年先給杭州大學1979年級哲學系同學講課(印發講稿),獲學生好評后,便正式發表。

      3.要從旁人的論文中去發現問題。

      如《杭州大學學報》1979年第4期發表了張道貴、顧吉辰合寫的《流動作戰不是黃巢起義失敗的原因》,提出“流動作戰是黃巢起義的勝利之本,建立根據地是其失敗之始”的論點。我認為這是錯誤的觀點,就發表《試論黃巢起義失敗原因》一文,與張道貴、顧吉辰商榷,認為黃巢起義“流動作亂、不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其失敗的關鍵所在”。

      4.要從社會需要或現實生活中去找問題。

      歷史科學要為現實需要服務,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是研究成果與現實需要的關系問題。全國解放前夕,郭沫若同志寫了李自成農民軍的教訓一文,受到政界和學術界的很高評價。據此,我在1979年根據現實需要和《杭州大學學報》編輯部約稿,發表《唐太宗與魏征》一文,闡明唐初的納諫和用人政策的重要意義。1980年冬天,杭州市外事辦公室受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委托,要求我們尋找350年前意大利籍傳教士衛匡國墓,我應邀投入這項工作,撰寫了《十七世紀意大利漢學家衛匡國在華活動及其墓地考》。接著,因對外交流需要,先后刊出《意大利漢學家衛匡國墓地考》、《意大利漢學家衛匡國小傳》、《馬爾蒂尼(衛匡國)在華活動及其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論意籍漢學家衛匡國的歷史功績》、《明清之際來華耶穌會士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十七世紀意大利漢學家衛匡國墓地考》(修訂本),等等,均獲得國內外學術界的稱譽和好評。1981年冬季開始,又應中國海外交通史研究會同道的要求和國內編纂海港史的需要,先后撰寫刊出了《明代寧波港海外貿易考略———兼論雙嶼港國際貿易市場》、《試論明代浙江的海外貿易》、《明代寧波港的海外貿易及其歷史作用》、《論十六世紀浙江雙嶼港國際貿易市場》、《論十四至十七世紀寧波港在中日經濟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歷史地位》、《南澳島在明清中外關系史上的重要地位》、《論十七至十九世紀中國乍浦國際貿易港》、《論清代乍浦國際貿易港的發展與繁榮》,和《古代江浙地區海外貿易專有名詞考釋》。

      同樣,我在指導學生時也強調選題要與現實需要掛鉤,如1979年樓毅生、鐘安西兩人還是二年級學生時,指導他們合作完成《試論康熙的經濟政策》一文,很快在專業刊物出版。1979年傅樟綢寫畢業論文時,在我指導下撰成《試談康熙的用人政策》,也很快在期刊雜志發表,《中國史研究動態》還作了報導。

      5.充分利用索引資料,從中發現稀缺題材。

      如中國古代史論文資料索引、全國報刊雜志索引和歷史學年鑒等都是很好的資料,從中可以了解前人研究成果、當前研究動態和信息,獲得啟發,對選題大有好處。如我在尋找衛匡國墓地時,先從資料索引著手,然后再進行實地調查,撰寫了《書海探古墓》一文。

      二、資料有新的發現、觀點有獨特的見解,是寫出好文章的必備條件

      寫好史學論文的第二個必須注意的問題,是如何面對史料。史學論文(包括著作)價值之大小,不在文筆之優劣,不在其批判之高下,而全在采用史料之正確與否,或者有新的史料予以論證。如果沒有完備、正確的史料,雖有優美的文筆,高超的批判,無異于空中樓閣,只能稱之為文學作品和政論而已,不能視為史學論文或史學著作。如果能在正確采用史料的基礎上,加上有新的史料予以充實論證,寫出來的才是好文章。其次,觀點正確與否,新鮮與陳舊,也是寫好史學論文必須重視的事情。如1992年我給杭州大學歷史學系1989年級本科生講明清史時,帶他們到平湖市乍浦港實地考察并授課,當時獲得清代慈禧太后出生乍浦的口碑和一些留存下來的遺跡。我想這是引導學生寫史學文章的好題材,便向全班同學提議,希望以“慈禧太后出生乍浦”為標題撰寫一篇文章,自愿參加,由我具體指導。開始有6個同學報名參加。在尋找查閱史料的過程中,他們感到很難深入下去,于是一個一個地打退堂鼓,最后剩下一個同學潘捷紅也要打退堂鼓,我在鼓勵她的同時,不但授予她讀史書和查資料的方法,而且具體指導她深入挖掘史料,甚至幫她一起查找資料,然后讓她動筆成文,幫她反復修改寫成《慈禧太后出生在乍浦》一文在浙江日報刊發。隨后新華社又以《南中在哪里史界有新說:慈禧生于浙江乍浦》為題,轉發此項研究成果(詳見《解放日報》1993年8月23日“新華社杭州22日電”)。平湖縣電視臺聞訊后趕到杭州拍攝《慈禧太后出生在乍浦》專題新聞報導,隨之浙江電視臺也立即予以轉播。

      三、“注釋”很重要,似同文章的血脈,要寫好史學論文絕對不可輕視注釋

      論文和著作,是大量史料、口碑、文物、古跡和偉人名人的名言等集合而構成的產物,其提煉水準的高低,決定產品的質量。這樣,我們可以從一篇論文或一部著作的注釋中看出作者的學術涵養、治學功力、人格品質等基本素質。有些出版部門審查一篇論文或一部著作時,首先不看你的正文寫得好不好,而是先看看你的注釋有多少?再看注釋是否規范?搜集的資料是否全面?對前輩和他人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甚至從中揭示有否剽竊抄襲行為等,因為注釋似同文章的血脈一樣重要。如果沒有注釋或者注釋很不規范等等,文章和著作就很可能很快被編輯扔進廢紙簍,或者立即被槍斃!

      對此筆者深有體會,如拙文《白頭軍起義及其抗清斗爭考》有115個注釋(正文14000字,注釋有7000余字),可說明注釋之重要:1960年我參加編寫《浙江十府經濟概況資料》,在查閱浙江十一府府志和所屬各縣志,以及各種野史、筆記等,發掘出浙江在明末清初有一支席卷金衢嚴寧紹臺溫處杭嘉湖等十一府的白頭軍起義資料。接著又查閱江蘇和部分安徽的省府縣志,隨后寫成《論述明末清初江浙的白頭軍起義及其抗清斗爭》一文,在1964年5月1至4日紀念杭州大學建校36周年科學論文報告會上宣講,后來著名明史專家謝國楨教授來江南訪學,發現拙文的刻印本,不但向其研究生推薦,“要讀書有間”,即從文獻中看出被掩蓋的實質問題,解決歷史謎云,而且直接推薦到《中國農民戰爭史論文集》發表。因為論文有大量注釋作后盾,隨后又查閱了福建的省府州縣志,修改后定名《白頭軍起義及其抗清斗爭考》,如果沒有詳細的注釋說明,白頭軍名目也難成立。近年有學者編寫一部省級地方史的通史,他寫了白頭軍起義和抗清,竟沒有一條注釋說明其史料和史實的來源,從而暴露了這位學者的治學態度和人格素質的問題。

      注釋又似路標、有利文章的補充與續寫。筆者在撰寫《論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歷史功績》時,由于不慎,從一篇沒有出處(注釋)的文章中引用胡雪巖從日本運來銅鐘捐贈各寺廟的情況,還把這篇文章作為史料來源加入注釋。后來發現該文是抄襲拼湊的偽劣產品。有關銅鐘史實,原來是吾師張慕騫教授(名張),1934年在《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三卷第五期第一至八頁發表譯文《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鐘》一文,介紹日本駐杭領事米內山庸夫先生于1934年8月,在日本《支那雜志》“支那研究專號”發表的《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鐘》文章。他受日本國文化事業部(省)速水一孔翁先生的委托,在杭州調查日本銅鐘之蹤跡。他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八月赴任至民國二十年(1931年)離任,三年內在杭州發現胡雪巖從日本紀州、大阪等地購運回國的、捐贈寺廟的刻有“錢唐弟子胡光墉敬助”陰文洪鐘,有杭州吳山省城隍廟大殿等十四處。據米內氏文中提到胡雪巖從日本購運回國的大銅鐘有五十口之多,經筆者查實,目前杭州和江浙皖等地胡雪巖捐贈的銅鐘有19口,占胡氏從日本購運回國銅鐘的三分之一以上。為配合中央電視臺開播“胡雪巖的啟示”,又撰寫修訂稿《論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歷史功績》。

      四、寫好論著還應做到三勤,只有經過不斷磨煉和反復寫作才能獲得優秀成果。

      三勤是指腦勤、手勤、腳勤。腦勤要勤于思考、構思,腳勤要勤于調查研究,搜集口碑、實物資料,手勤就是要不斷地反復地撰寫、修改。如果學歷史的人,不會寫歷史,這是一大弊病,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指出:“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英國十九世紀晚期大史學家阿克頓爵士(LordActon,1834—1902)在不同國家受過教育,具有驚人的學識。他搜集了許多有關自由史和法國革命的資料,但他卻沒有寫出自己的著作。這一方面是他對史料要求過精過細,另一方面也是他缺乏必要的組織運用材料的能力。他雖然有龐大的計劃而終究沒有實現。所以大膽實踐是必須的,如近代英國杰出的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幼年體弱多病沒有受過系統的正規的教育,大學只念了一年,但他寫出了世界著名的史學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我們中國歷史上以及當代現實生活中,這方面的人才也不少。如原上海《國際展望》雜志社主編助理,先后兼任《軍事歷史》雜志特約編輯和歷史版責任編輯的青年學者譚飛程先生就是一個范例。他從小受祖父譚永威先生的文學熏陶,加上外祖父母都是革命軍人身份的影響,中學時代愛好文學和史學,對戰爭史興趣濃厚,他從自己身邊的書本上收集抗戰殉國的將領,起名《炎黃忠魂錄》。高中時對武漢會戰頗感興趣,還曾與一位同學玩自制紙上兵棋推進游戲,模擬推演了一番武漢會戰的經過。參加演講比賽時,特意選擇以常德守城的八千勇士為主題。到了大學時代,發現國內對國軍的了解還算深入,但對侵華日軍的了解就不多了,于是重點轉移到了對日軍部隊的關注上。大學畢業后于2003年1月進《國際展望》雜志社,至2010年6月的七年半時間內,撰寫出版書籍5部;歷史、時政、軍事類的文章113篇,合計118種。尤其是應邀臺灣知兵堂出版社撰寫20萬字(加上圖片、照片和雙方將領簡介、圖表等,全書長達39萬字)的《武漢會戰》(中國稱為武漢保衛戰,日本稱為武漢攻略戰)一書可以說明問題,對該著的撰寫出版時間,出版社要求如同戰爭一樣神速:臺灣的繁體字版,2009年7月在臺灣以特刊形式出版;簡體字版,知兵堂授權武漢大學出版社以引進圖書形式于2010年5月出版。2009年仲春時節,他受約寫作關于抗戰系列戰役的書稿。商談時得知武漢會戰和隨棗、棗宜會戰尚未有人接手,于是他選擇了武漢會戰作為選題。他發誓要寫出一部能夠影響國人、有著傳世價值的作品,簽約后他夜以繼日,整整花了三個多月時間完成書稿,當時連晚上睡覺,夢里還在紙上作地圖,真是辛苦異常。他后來回憶說:“雖然寫這本書稿十分辛苦,但我覺得這與面對抗戰時內心的痛苦來比,簡直不值一提。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曾在歷史上經歷的這種苦難煎熬著我,尤其痛苦的是,這種苦難是具有歷史根源的,不是一人一集團一黨之責任,是整個民族和社會落后,從上到下全體積弊重重的問題,是國家和民族必須經歷的歷史階段。以至于就在寫完書稿之后,我仍然無法從這種痛苦中走出來,深深陷在其中好長一段時間。我期望廣大讀者在閱讀了最后一章之后,停止一些對歷史的片面的攻擊言論,真正將有限的精力和智力投入到對國家對歷史對民族有益的思考上去。”

      可見,他不僅做到三勤,還投入愛國抗戰的情感,不惜一切犧牲,面對武漢會戰一樣的撰稿任務,以頑強的意志和精神,才獲得碩果。現在該著深受社會各界關注與好評,百度網發布武漢大學出版社寫的內容簡介,指出:“本書對二戰中的武漢會戰的戰爭過程進行了詳細而客觀的描述,并對武漢會戰的勝負進行了詳細分析和客觀評價”;認為“這是抗戰中日軍戰略進攻的終結,這是抗戰中雙方戰略相持的開始,這是抗戰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殲敵最多的一次戰役”。又指出《武漢會戰》屬經典戰史回眸·抗戰系列,已被列入“高等藝術院校民族器樂教學書系”。另外合作編著的《聯合艦隊內幕·舊日本海軍主戰裝備與太平洋戰爭》、《特遣部隊檔案·1940年代:美國海軍的光輝歲月》、《納粹空中武庫·秘密檔案中的超級武器與帝國興衰》,均被列入“《國際展望》10年精品系列”。近著《世界重巡洋艦全集》,10萬余字也順利出版。可謂成果累累,正是非三勤者莫屬的典范。

      由于是在絲織物上作書,澀滯難寫,故天然地出現了一些“刷字”的跡象,正體現了米芾“風檣陣馬,八面出鋒”的書寫特色。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曾在《蜀素帖》上題跋云:“此卷如獅子捉象,以全力赴之,當為生平合作。”(見《蜀素帖》跋語)《蜀素帖》稱得上是“米字”中的精華,應將其列應為“天下第三行書”。但有人認為蘇軾的《黃州寒食詩帖》應為“天下第三行書”。對此,筆者不敢茍同。

      勿庸諱言,就詩的藝術性而言,米芾無法和蘇軾相比,但若論書法藝術,則《蜀素帖》要遠勝《黃州寒食詩帖》一籌。首先,《黃州寒食詩帖》是蘇軾隨意寫的一幅手札,并非有意創作一幅書法精品,而《蜀素帖》則是米芾有備而來,著意要創作一件傳世作品,兩人在書寫作品前的精神狀態不一樣。就一般情況而言,有強烈創作愿望的書法作品,其“精、氣、神”諸方面的表現會不同一般,作者的“十八般武藝”會盡數展現;其次,就兩件作品創作手法的豐富性而言,《蜀素帖》要比《黃州寒食詩帖》豐富得多;董其昌曾直言不諱地說道:米芾書法“以為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第三,從對后世書法藝術發展的影響力而言,《蜀素帖》的影響要比《黃州寒食詩帖》深廣得多。由于“尚意”性更強,《蜀素帖》中不少字的結體、筆畫、筆勢運用了夸張的手法,顯得奇險、浪漫,更富審美情趣,從而增強了作品的動感和靈氣,更吸引書法臨習者熱愛和摹仿。這些手法對當今“流行書風”也起著潛移默化的啟發作用。可以說,凡寫行草書的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無不曾反復臨摹、誦讀《蜀素帖》,從而受到熏染。《蜀素帖》對書法界的這種巨大影響力,還將一代一代地傳下去。而《黃州寒食詩帖》雖然影響也很大,但遠不如《蜀素帖》那樣影響深廣,令追慕者刻骨銘心。因此,筆者認為,米芾的《蜀素帖》應排在《蘭亭序》和《祭侄稿》之后,列為“天下第三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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