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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經濟學分析


      2015年09月08日 | 作者: paperrater | 分類: 行業動態 | 來源:PaperRater論文檢測系統

      對學術論文作者的“用”而“不引”行為決策進行經濟學分析的前提是,假設作者的經濟人身份,即將他們看作是具有自利動機和追求利潤(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6>。效用最大化是指,具有穩定而不同的偏好且面臨不同的約束條件的每個經濟人是否采取某種行為,取決于他們對這一行為的預期效用是否最大化;每個經濟人都會力圖最大化其一切行為的預期效用=7>。按照經濟學的消費者行為理論,效用是從消費某種物品中所得到的滿足程度,滿足程度高就是效用大,反之,效用就小;如果從消費某種物品中感到痛苦,則其效用為負=8>。因此,可以把學術論文作者追求的效用理解為一種需要得到滿足時的滿足感,既包括物質的,也包括精神的。學術論文作者在行為決策時遵循預期效用最大化(即“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原則,在權衡“用”而“不引”和與之相對應的“用”而且“引”這兩種不同行為的“成本”和“收益”之后,選擇效用最大的行為=9>。

      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學術論文作者,應更注重精神上的滿足,因此,分析其行為時,應側重于精神效用。而且,由于學術論文作者對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成本和收益評估涉及到時間、學術地位、規范、作者的道德修養等要素,因此,我們分別從這些方面對“用”而“不引”行為進行效用分析。

      (1)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時間效用分析。學術論文寫作是一個復雜的腦力勞動過程,作者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和汗水,這是其為此付出的成本。同時,一般情況下,學術論文的寫作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內完成,否則,就會錯過發表的良機,給作者造成很大損失,如精神上的不愉快,使其成本加大。寫作所花費的時間越長,其時間機會成本就會越大,這樣,在收益一定的情況下,所獲得的效用就可能為負,因此,作者趨向于在短時間內完成學術論文的寫作,使其效用最大化。

      據有關學者的計算,查找資料占論文寫作過程的大部分時間。作者需要博覽群書,才能在寫作時旁征博引,游刃有余。但是在閱讀過程中,作者大多不會刻意記錄引文的具體出處;而且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現象普遍存在所造成的原始參考文獻斷裂,導致引文的實際出處不明,增加查找原始參考文獻的實際出處的難度。這樣,作者如果要“用”而且“引”,則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因此,他們趨向于選擇“用”而“不引”,節省時間成本,獲得正效用。可見,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時間效用為正,與之相對,“用”而且“引”的時間效用則為負,因此,從時間效用分析,學術論文作者趨于選擇“用”而“不引”。

      (2)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學術地位效用分析。學術論文是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能反映作者的學術地位,特別是在關鍵領域的首創論文,對確立作者的學術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學術論文中對參考文獻“用”而且“引”的話,作者可以獲得“引用收益”,即讀者對其在此領域的研究深度的肯定,以及引用權威研究成果增加的其學術論文的說服性等所帶來的“收益”,這是作者從“用”而且“引”行為中獲得的正效用。相反,在學術論文中對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話,作者雖然會失去上述的“引用收益”,卻能夠獲得“首創收益”,即作者由于在某個領域的創新而得到的他人對其學術地位的認同和肯定,雖然這種收益來源于“用”而“不引”導致的他人研究成果“自身化”給讀者所造成的錯覺,它對于作者來說也是正效用,而且這一正效用應該遠大于“引用收益”效用。雖然“首創收益”效用存在較大風險,但是風險越大,預期的“學術地位效用”也越大。因此,從學術地位效用分析,作者會選擇預期效用更大的“用”而“不引”行為。

      (3)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規范效用分析。當前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將并且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往往會出現社會倫理道德的危機。在這個時期,舊的不規范行為將在自我否定中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但還會垂死掙扎,急需規范的約束;新的規范行為將在自我肯定中逐漸形成,但勢單力薄,也急需規范的引導。這里所說的規范,特指國家在知識產權領域的立法關于參考文獻引用的條款和相應部門對學術論文引用方面的硬性規定等。學術論文的參考文獻“用”而“不引”是一種不規范行為,一經暴露必然遭到或輕或重的懲罰,這是作者為此付出的代價,即“違規成本”,作者從中獲得負效用。反之,作者如果“用”而且“引”的話,不僅可以規避“違規成本”,而且在各學術期刊越來越注重規范的現代社會,其論文被錄用的機會增加,為其帶來正效用。因此,從規范效用分析,理性的作者不會選擇“用”而“不引”行為。

      (4)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道德效用分析。在影響參考文獻“用”而“不引”行為決策的要素中,學術論文作者的道德修養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般,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較高道德水平。“用”而“不引”等于“學術盜竊”,即使沒有受到懲罰,作者也會因為受到良心譴責而付出“道德譴責成本”。而且,作者的道德修養越高,其“道德譴責成本”就越大,從“用”而“不引”行為中所獲得的負效用就越大。相反,學術論文作者如果選擇“用”而且“引”,不僅不必付出“道德譴責成本”,而且還會為自己遵守了學術道德而在心理上產生一種愉快感覺,獲得“幸福收益”,產生正效用,這種“幸福收益”也是隨著作者道德修養的增高而增加的。可見,從道德效用角度分析,具有較高道德修養的作者也不會選擇“用”而“不引”行為。

      (5)參考文獻“用”而“不引”的總體效用分析。以上分析表明,“用”而“不引”的時間效用和學術地位效用為正,規范效用和道德修養效用則為負;而“用”而且“引”的時間效用為負,學術地位效用、規范效用和道德修養效用則都為正。但這四個方面所占的權重不同,作者的道德修養起決定作用,規范起著制衡作用,時間和學術地位起促進作用,四方面因素相互結合構成作者“用”而“不引”行為決策的影響因素系統,任何作者的行為決策都必然建立在對這四個要素的綜合效用評估之上,但評估結果會因人而異。當評估結果顯示,“用”而“不引”的各效用之和大于“用”而且“引”的各效用之和時,作者就會選擇“用”而“不引”;反之,則會選擇“用”而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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